这让每个读者随后都升起了毛骨悚然的感觉，并且灵魂深处感到了强烈的刺痛，仿佛有人用烧红的烙铁在熨烫自己的大脑。
尤其是那些工人、普通职员、小资产阶级、中产，他们忽然意识到一件事，对格雷高尔来说，雇佣关系已经成了他的本能。
以至于当他身体变成了虫子，他想的仍然是“我要迟到了”。他脑子里“我是一个职员”的观念，竟然比“我是人”的观念更牢固！
这让这些读者想到了自己，因为他们每天也是这样活的：早晨被闹钟叫醒，在固定的时间出门，走同一条路，坐在同一张办公桌前，做重复的事……
他们忽然意识到：如果有一天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虫子，那自己也许会和格雷高尔一样，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迟到了”。
而看过《巴黎人》动画的观众的感受更加清晰。
他们早在一周前，就看到人变成灯座、衣帽架、椅子、马车、门垫，看到“人形工具”成为日常，人与物之间模糊了边界。
可是看《巴黎人》的时候，他们是坐在黑暗的剧场里，还可以告诉自己，莱昂纳尔是在用夸张的艺术手法揭示社会问题。
毕竟动画片里的“人”虽然被当做工具使用，但在形态上还是“人”；而《变形记》里，“人”直接变成了“非人”。
两部作品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现代性寓言：
前者用画面告诉观众“你正在被当成工具使用”，后者用文字告诉读者“你已经被使用得不像人了”。
而莱昂纳尔写这个寓言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的叙述完全是冷静的，甚至还带有一点幽默感，比如格雷高尔的心理活动——
【“我的天哪，”他想，“我选择的是多么辛苦的职业啊，日复一日地处于旅途之中……考虑火车的联运，吃饭没有规律，伙食又差，频繁更迭的车马交通，一点也没有人情味……让这种旅差劳务见鬼去吧！”】
已经有不少读者无法承受这种叙述带给自己的冲击，猛然合上了杂志，随手拿起手边的水、咖啡或者酒，往嘴里灌了下去。
“索雷尔这是要干什么？他疯了吗？”
这个念头在不到一页纸的篇幅内，第三次在读者脑海里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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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合上《现代生活》的还有身在梅塘别墅的爱弥儿·左拉。
不过他想的，和那些普通读者不同——他思考的是，如果换他来写这个开头，他会怎么写。
他知道自己会先写格雷高尔住在什么样的房间里，隔壁住着什么人，窗户朝着哪条街，房间里有没有点着温暖的炉子……
他还会写格雷高尔的职业，写他做推销员做了多少年，写他每天早上几点起床、走哪条路去火车站、赶哪一班车……
他会在那些细节里埋下线索，让读者慢慢理解这个人的生活如何被他的环境和工作所塑造，然后把“变形”慢慢呈现出来——
失眠、头痛、幻觉……总之是身体逐渐出毛病，一步一步走向那个荒诞的结果，“人变成了甲虫”。读者能看到足够多的预兆。
但是莱昂纳尔跳过了这一切，直接写一个推销员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第一反应是赶不上火车了。
自己的写法，真的能比莱昂纳尔更直切这个社会的要害吗？
爱弥儿·左拉知道，从这句话开始，莱昂纳尔彻底与“自然主义”分道扬镳了，走向了一条他无法揣测的道路。
不是若里斯-于斯曼的“颓废主义”，不是莫雷亚斯、马拉美他们鼓吹的“象征主义”，也不是那个怪异的英国佬的“唯美主义”……
当然，更不是雨果那种陈旧的“浪漫主义”……这些都无法动摇他对“自然主义”的坚定信心。但《变形记》不同。
它是莱昂纳尔写的。
左拉看了看《现代生活》封面上的那只大甲虫，又看看旁边放着的《杰作》的手稿，陷入了巨大的彷徨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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