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读者们看完以后，又咒骂着朱尔·勒梅特，认为他比莱昂纳尔更加残忍。
既然《变形记》已经给了他们足够的刺激，为什么他不给大家一个避难所？于是，他们又翻开另一份报纸，《共和国报》。
作为《两世界评论》重要的撰稿人，费迪南·布吕纳蒂埃今年刚到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法国文学史教授，教席头衔为“雄辩”。
作为月刊的《两世界评论》要到下个月才会发新刊，费迪南·布吕纳蒂埃显然等不及了，选择了在《共和国报》上一吐为快。
他的文章标题是：《只属于莱昂纳尔·索雷尔的危险胜利》。但在这篇文章里，他并没有体现自己的“雄辩”，反而十分矛盾。
他一方面承认《变形记》是小说技法上的重大突破，但另一方面又担心它破坏文学应有的秩序、伦理和维持世道人心的力量；
他一方面认为《变形记》展现了巴黎现代生活的深层真相，但另一方面也认为莱昂纳尔过于冷酷，摧毁了读者对人性的信心。
所以他在开头就不无沮丧地写道——
【我们必须承认，索雷尔先生赢了！】
紧接着，他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自然主义者需要病历，心理小说家需要自白，历史小说家需要时代，浪漫主义者需要激情……
索雷尔先生只需要一句话：一个可怜的推销员在卧室的床上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
这句话粗暴、荒唐到近乎不可原谅，然而一旦读下去，便会发现它既不粗暴、也不荒唐，反而十分准确。
巴黎的现代秩序由法律、铁路、银行、报纸、学校和家庭组成，但实际上是由一个更朴素的原则维系：
人，必须有用！
父亲有用，才是父亲；儿子有用，才是儿子；雇员有用，才是雇员；市民有用，才是市民……以此类推。
一旦失去用途，人便迅速从“人”变成“麻烦”；如果不能及时重新变得有用，那么接下来，“人”就会从“麻烦”变成“污点”。
而“污点”，就应当被抹除！就像格雷高尔的家人认为他既然无法恢复人形，应当早点死掉一样……
这就是《变形记》揭示的巴黎社会的真相。
可是索雷尔身为一个作家，是否有权这样无情地对待自己的读者？
他让我们看见残酷的人性真相，却不给我们任何道德力量来承受它；
他揭穿了家庭温情脉脉的面纱，却没有赋予它任何值得被重新接纳的价值；
他让人意识到自己可能只是一个工具，却没有告诉人应当如何重新拥有灵魂。
这是一场属于索雷尔先生的胜利，可失败的是巴黎这座城市！】
读者看到这里，更加愤怒了。他们认为布吕纳蒂埃太懦弱了，他明明承认索雷尔有错的地方，却还要把胜利交给他。
于是他们又翻开了《时代报》，希望戏剧评论家弗朗西斯克·萨尔塞能给一点安慰。
但萨尔塞同样没有给予他们任何安慰，反而认为《变形记》是把剧院搬进家庭的卧室和餐厅，让读者无法在散场后逃离。
格雷高尔在门内，而世界在门外；他试图向家人解释自己，可是门外听见的只有嘈杂的虫鸣。
于是读者突然明白，无人倾听并不是这个世界上最深的悲剧，而是你无论如何倾诉，听到的人都不以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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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读者们绝望了，读遍所有的报纸，他们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
那就是莱昂纳尔确实说出了关于巴黎、关于现代生活的一切真相：
现代生活并不只是铁路、电灯、报纸、银行、百货商店、证券交易所和民主议会，现代生活还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统治秩序。
在过去，暴君坐在王座上，你可以指着他的鼻子痛骂，然后像英雄一样反抗，或者死去。
但现在，暴君躲在闹钟里、工资袋里、火车时刻表里、家人的目光里……无所不在，又无迹可寻。
你能时时刻刻感觉到它，却又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它；你想拼死反抗它，却只会沦为旁观者甚至是亲人的笑柄。
巴黎，这座十九世纪最现代化的城市，用林荫大道、咖啡馆、剧院、沙龙、报纸、百货商店、世界博览会和电气化打造梦想。
巴黎人，尤其是那些中产阶级，骄傲地相信自己走在世界前列，相信自己拥有的现代生活代表着光辉、速度、理性和进步。
索雷尔却给这座最明亮的城市，带来了一个最黑暗的早晨。
而这个黑暗的早晨，正被裹在邮包里，顺着欧洲四通八达的航线、邮路和铁道，不断蔓延到其他与巴黎相似的城市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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