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作者莱昂纳尔·索雷尔此前多部作品在德国拥有广大的读者基础，但那些小说大部分不涉及德国政治，只能算是娱乐性读物。
《鼠疫》不同，它的内容可能被我国反对派用作攻击行政体制的隐喻，与《1984》类似。鉴于索雷尔煽动民意的能力，请务必慎重对待。】
海德把报告又看了一遍，确认没有遗漏什么，然后封好信封，在上面写了收件人地址：柏林，威廉街77号，首相办公厅。
他没有把报告直接寄给外交部，而是寄给了首相办公厅。这是他的习惯——重要的文化观察报告，直接送给俾斯麦的办公室。
外交部看不懂这些，他们只关心关税、条约和军备。但俾斯麦懂！这位首相虽然从不公开谈论文学，但他知道文学能做什么。
海德把信交给门外的信使，然后回到办公桌前，点了一根烟。
他在巴黎待了六年，亲眼看着儒勒·费里推行教育改革，看着殖民派和反殖民派在议会里打得不可开交，看着雨果的葬礼变成一场政治角力……
还有，看着莱昂纳尔·索雷尔一路崛起，一次次卷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斗争当中。
他越来越觉得法国人有种德国人不太理解的本事——他们能把一切政治问题变成文化问题，又把一切文化问题变成政治问题。
《鼠疫》就是最好的例子。一本小说，写的是瘟疫和封城，但法国人读到的却是共和国、教会、科学和道德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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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初，柏林，威廉街77号，上午十一点，奥托·冯·俾斯麦坐在早餐桌前，享用今天自己的第一餐饭。
他面前摆着的东西，只有一杯牛奶、一杯咖啡、两个鸡蛋、一块涂了薄黄油的黑麦面包，还有几片熏鲑鱼。
这是他1880年中风以后，医生恩斯特·施韦林格给他制定的食谱，避免他的血管再次堵塞。
而在这之前，他一顿早饭至少要吃掉12个鸡蛋、整整一篮涂了厚厚黄油的面包、一整条鳟鱼、几块牛排和大量的啤酒。
如今他已经七十一岁了，不再是当年那个普鲁士最有名的大胃袋。
今天是星期一，例行文件批阅日。他的秘书库尔特·冯·施莱尼茨把一周积攒的重要文件分门别类，摆在他右手边的架子上。
最上面是外交电报，中间是农业报告，最下面是内政部的各种通报。
施莱尼茨知道俾斯麦的习惯——一边吃饭，一边看文件，听取报告，好及时地做出决策。
等俾斯麦吃完第一个鸡蛋，他才开口：“最近法国有本新出版的小说，叫《鼠疫》，驻巴黎使馆和内政部都认为有观察价值。”
俾斯麦接过文件，最上面是海德的报告，后面附了几份内政部的通报。
读到那句“该书可能被我国反对派用作攻击行政体制的隐喻”时，他想了一会儿，然后才继续往下读。
接着是《鼠疫》的小说简介、法兰克福海关的数据、巴伐利亚警察总局的报告、耶拿大学海克尔教授的信件摘要……
俾斯麦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像在审阅一份军事情报。等他读完最后一页，盘子里熏鲑鱼也只剩下一小块。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了：“法国人终于写出一本诚实的书，虽然他们自己未必敢承认。”
施莱尼茨没接话。他知道俾斯麦不是在跟他说话，而是在自言自语。
俾斯麦把报告又翻了一遍，敏锐地抓住了报告中体现的《鼠疫》这部小说在煽动“无政府主义”和“反对领袖”方面的“潜力”。
他想起在1878年推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时候，做的那些准备。
他知道他们的组织结构，知道他们的报纸在哪里印刷，知道他们的集会地点在哪个街区。
打击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敌人，这很容易。
但如果敌人没有组织，没有纲领，没有报纸，只是一群普通人自发地走到一起，做一些事情，然后散开呢？
《鼠疫》里的志愿队没有工会背景，没有阶级口号，就是一群普通人，今天去消毒街道，明天去搬运尸体，后天去记录死者。
没有人给他们下命令，没有人给他们发钱，甚至没有人要求他们这么做。
这种“无组织的组织”，比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册更让俾斯麦不安，因为它无法被纳入现有的监控框架。
你没办法通过渗透来瓦解它，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组织；
你没办法通过逮捕头目来瘫痪它，因为它根本没有头目；
你没办法通过查封印刷厂来阻止它，因为它不印刷任何东西。
它只用气味和脚步声，就提醒每一个人，它就在你的身边。
俾斯麦把报告放到一边，拿起下一份文件。这份是农业报告，讲的是今年土豆的收成。他看了几行，又放下了。
“施莱尼茨。”
“在，阁下。”
“告诉内政部，《鼠疫》这本书不必列入禁书目录。”
施莱尼茨愣了一下。他原以为俾斯麦会下令禁止这本书入境。
俾斯麦看出了他的疑惑，解释道：“禁了它，它就成了殉道者的书了。柏林和慕尼黑那些波西米亚圈子正愁找不到东西可以标榜自己。
禁了《鼠疫》，他们反而会人手一本，拿来当反对帝国的旗帜。我们不可能检查每一个包裹、每一件行李。”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放行，但登记。”俾斯麦叉起最后那块熏鲑鱼，塞进嘴里，“各邦的海关开始抽查从法国入境的书籍，有《鼠疫》的就登记，
让内政部注意收到书的人是否与国内的工人协会或文学社团有联系。书店也可以卖它，但进货清单要抄送给当地警察分局。”
施莱尼茨拿出本子，把俾斯麦的话记了下来。
俾斯麦又看了一眼那份报告，把杯子里剩下的咖啡喝完，不由得想起了一个“老朋友”——儒勒·费里，两任法国内阁总理。
那位法国前总理是他过去几年最可靠的对话者。费里虽然是个共和派，但他务实，没被复仇主义冲昏头，愿意和德国做交易。
俾斯麦原本计划通过费里拉拢法国，在殖民地的争夺上联合对抗英国。
但费里在今年三月倒台了，导火索是在越南的失败，但深层原因是法国人受够了殖民战争的消耗，受够了政府的无能。
费里的倒台意味着俾斯麦的法德缓和战略失去了支点，也意味着法国又要回到那种每隔几个月换一届内阁的内耗状态。
现在，一本法国小说跳出来，把法国政府面对危机时的无能写了个透——而这部小说的作者，至少导致了两届法国内阁下台。
“法国人自己在拆自己的台。”俾斯麦语气里带着嘲讽，也带着一丝庆幸。“我们不用动手，他们自己的作家就把自己搞垮了。”
施莱尼茨站在旁边，没敢接话。
“还有一件事。”俾斯麦继续交代，“告诉外交部，以后凡是和这本书的作者有关的动向，不管是大是小，都要报到我这里来。”
施莱尼茨在本子上又记了一笔。
俾斯麦不担心《鼠疫》在德国的传播。德国人读法国小说不是一两天了，从伏尔泰到雨果，从乔治·桑到左拉……
每一代法国一流作家都在德国有广泛的读者基础。俾斯麦自己年轻时也读过不少法国小说，虽然他现在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
但他担心的是那本书里描写的“无组织的组织”——法国人喜欢在咖啡馆里争论，争论完了就散了，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但德国人不一样，德国人喜欢组织，喜欢登记，喜欢章程，喜欢一切有秩序的东西……
如果有一天，德国人从法国人那里学会了“无组织的组织”呢？
俾斯麦把这个念头从脑子里赶了出去。
他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已经快十二点了。下午还有两个会，一个是和陆军部的，一个是和财政部的。
他把最后一块面包咽下去，拍了拍手上的面包屑，对施莱尼茨说：“把文件收起来吧。下午再接着看。”
施莱尼茨把文件整理好，放进文件包里，然后离开了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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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中旬，莱比锡，弗里德里希·尼采翻译的《鼠疫》德文版正式出版了。
书的封面是灰绿色，和法文原版一样，一座城市的剪影，角落里一只仰头的老鼠。
莱比锡最大的书店“莱曼书店”在橱窗最显眼的位置摆了一摞《鼠疫》，旁边贴了一张海报：
【弗里德里希·尼采教授翻译，莱昂纳尔·索雷尔著，今夏法国最轰动的长篇小说。】
书店的老板卡尔·莱曼站在门口，看着街上的行人，产生了一种直觉——《鼠疫》会卖得很好。
莱昂纳尔·索雷尔在德国本来就有读者，《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卖了几万册，是个金字招牌。
但这次不一样，这次还加上了尼采。尼采这个名字在几周前还没人知道，但现在不一样了。
自从《两世界评论》那期杂志出版以后，全德国的知识分子都在问“尼采是谁”。
书店里积压了好几年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突然被抢购一空，施迈茨纳出版社正在加班加点地加印。
卡尔·莱曼不知道尼采的哲学说了什么，但他知道一件事——这个名字现在能卖书。
上午九点，书店准时开门。第一批顾客涌进来，大部分人直奔柜台，问的都是同一句话：“《鼠疫》到了吗？”
卡尔·莱曼站在柜台后面，亲眼看着一本又一本的《鼠疫》被递出去，一张又一张的马克被收进来。
买书的有大学生，有教授，有穿制服的高级文官，有戴帽子的太太，还有几个一看就是工人打扮的年轻人。
他们买了书以后，有的站在路边就开始翻，有的夹在腋下匆匆离开，有的走到书店角落的阅读区坐下来，一页一页地读。
同一天，柏林、汉堡、慕尼黑、科隆、法兰克福、斯图加特……全德国每一个有书店的城市，都在上演同样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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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一时间，在巴黎，另一场由莱昂纳尔开启的盛会，也缓缓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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