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好一会儿，第一批读完《变形记》开头的读者，终于在咖啡因和酒精的作用下，缓过来了。
在咖啡馆、在公共阅览室里、在大学图书馆、在早餐桌上、在私人沙龙里……人们鼓起勇气，又翻开了《现代生活》。
但他们很快发现，《变形记》这部小说越往下读，越不对劲。
格雷高尔·萨姆沙试着翻身，试着下床，试着开门，但他的甲虫身体不听使唤，没有一件事他能办得成。
可他心里还在想“经理已经在门外了”“妹妹在替我说话”“父亲会生气的”……他是变成了一只虫，可他的念头仍然围绕着家庭转。
【……“萨姆莎先生，怎么搞的？”经理提高了声音，“……您给你父母带来了严重的不安，并且以前所未闻的方式耽误了工作，我……以您上司的名义严肃地跟您说话……他已经指示我，要我让您将不久前赊出去的帐收回……您的地位是极不牢靠的……”
“不，经理先生，”格雷高尔失态地叫起来了，“我马上开门。有点不舒服头痛，我马上就起床……不过现在精神又好了，我就起来吧，只要一小会儿，请耐心点！……经理先生！请不要为难我的父母！……我自己立刻到公司去，请您给上司转达一下。”】
读到这里，人们终于明白了，莱昂纳尔写的根本不是一个“怪物”的故事，而是人如何被雇佣关系和债务塑造成了人形的奴隶。
格雷高尔隔着门听见外面的声音——母亲在哭，父亲在叹气，妹妹在替他说好话，经理在威胁——急得团团转。
他拼命想用人的语言解释，想告诉他们“我还在这里，我马上就可以出门工作了”，但他说出口的全是甲虫的嘶嘶声。
这是《变形记》带给巴黎读者的第二次冲击，那就是“人在变成虫之后，还在试图让其他人理解自己的处境”。
巴黎的小职员们读到这时普遍感到一阵窒息，因为他们就在被每个月的考核、每季度的业绩、每年一次的晋升谈话催逼着。
他们永远在对自己的上司反复解释“我已经尽力了”“家里有事”“昨天没睡好”……可上司从来不听，或者根本不在乎。
而格雷高尔在门里面急切地发声，门外面的人只听到嘶嘶声——
就像他们想跟老板说“这活干不完”，老板听成“我要偷懒”；他们想跟家人说“我太累了”，家人听成“我不想干了”。
《变形记》忽然让他们明白，原来他们的话就像嘶嘶声，很多时候只是在不断制造更多的误解，而不能让他人更理解自己。
此前看过《巴黎人》的读者，则想起动画里那些被当成灯座、衣帽架的人，他们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话，连表情都没有。
而《变形记》里的格雷高尔还在说话，还在解释，还在试图维系那个“正常人”的身份。
这比动画更残酷：动画里的人已经不挣扎了，格雷高尔还在挣扎，却不知道自己早就被丢出人的行列了。
但读者们已经停不下来了，好奇心驱使着他们继续翻页——格雷高尔·萨姆沙变成甲虫的事情终究瞒不住了！
他费力打开了门，经理看到他的虫子脸，尖叫着跑下楼梯，差点摔断脖子；母亲昏倒了，父亲则握紧拳头把他赶回了房间。
家门，第一次对着格雷高尔·萨姆沙关上了。
这时候，格雷高尔的妹妹格蕾特出场了，她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家里只剩下她愿意走进那间房间，给他送食物。
一开始她进来时总是侧着脸，不敢多看，放下东西就跑；但没过几天，她开始留心哪些食物被碰过了，哪些原封不动。
她会把房间窗户打开通风，会用扫帚把角落里的脏东西拢出来。
巴黎的读者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许多人松了口气，庆幸自己终于在一个充满荒诞和压抑的故事里找到了一丝暖意。
一个年轻女孩克服恐惧去照顾自己变成虫子的哥哥，这种情节在任何时代都足以打动人心——尤其是女性读者，心都要化了！
一位师范学校的女生对同学说：“她明明怕得要命，可还是去了，因为她知道那是她哥哥。哦，上帝啊，我差点要哭出来！”
家庭主妇们也有同感。她们知道照顾一个不能自理的病人是什么滋味。给老人擦身、给病人喂药、给瘫痪的丈夫翻身……
这些事情做一次是出于爱，做一百次就成了劳役！所以格蕾特每一次走进房间，都被她们当作是一个少女“人性未泯”的证据。
反而是工人家庭出身的读者没那么乐观，因为他们在工厂和工地上见过太多被家庭抛弃的人。
断了腿的工人，三个月没收入，妻子就会带着孩子回娘家；得了肺痨的学徒，老板会直接把他赶出厂，让他去找救济所。
他们读到格蕾特送食物的时候心里就在想：她能送多久？
巴黎中产阶级读者恰好相反，他们最渴望家庭会基于感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永远不会因为利益而解体。
一个商人看到这里，松了口气，放下杂志对妻子说：“你看，关键时刻还是家人靠得住。那个妹妹虽然怕，还是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