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怀民站在晒谷场上，看着王庆福那张焦急的脸，心里却越来越清明。
“王书记，”陆怀民斟酌了一下，开口问道，“您刚才说，上面文件只说可以搞，没说必须搞。这话没错。可您想过没有，为什么上面文件要说‘可以’？”
王庆福愣了一下。
“因为这事没先例。”陆怀民继续说：
“没先例的事，就得有人先试。凤阳小岗村试了，报纸上登了，广播里念了。他们能试，咱们为什么不能试？”
“那不一样！”王庆福急了，“小岗村是穷得没办法，饿死人的地方！咱们还没到那一步！”
“王书记，”陆怀民看着他，反问道，“咱们村去年的返销粮，吃了多少？”
王庆福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旁边的马江叹了口气，替他答了：“七百多斤。”
“七百多斤。”陆怀民重复了一遍，“一个一百多户的村子，一年要国家倒贴七百多斤粮。王书记，这离饿死人，还有几步？”
王庆福沉默了。
他从兜里摸出烟，划了根火柴，手有点抖，点了三次才点着。
“怀民，”他吸了一口烟，声音低下来：
“你说这些，我都懂。可你要理解我的难处。我这个公社书记，上头有县里，县里上头有地区，一层一层压下来。万一出了事，板子打不到你陆怀民身上，打的是我王庆福！”
陆怀民点点头，他理解这种恐惧。
基层干部，最怕的就是“担责任”。
“王书记，”他说，“那咱们换个思路。这事，不用您担责任。”
王庆福抬起头，看着他。
“您把咱们村的方案，报到县里去。”陆怀民说，“白纸黑字，写成报告，报上去。让县里定。”
王庆福愣住了：“报县里？”
“对。”陆怀民点头，“您不是说县里意见不统一吗？那正好，让他们统一统一。咱们把方案报上去，县里批了，咱们就干；县里不批，咱们就等。这样，板子怎么也打不到您身上。”
马江在旁边眼睛一亮：“这倒是个办法。县里要是批了，那就是上级指示，咱们执行，名正言顺。”
王庆福还在犹豫：“可万一县里不批呢？”
“不批就不干。”陆怀民说，“抓阄的罐子还没开，纸条还在里头。咱们就说，先学习文件，领会精神，等上级指示。谁也说不出什么。”
王庆福抽着烟，半天没吭声。
过了好一会儿，王庆福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碾灭。
“行。”他说，“报县里。不过怀民，报告得你起草署名。”
陆怀民笑了：“成。”
……
腊月廿五。
公社革委会那间的不大的办公室里，王庆福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捏着陆怀民连夜赶出来的报告稿。
报告很长，三页纸，字迹工整，措辞严谨。
开篇先讲政策依据，引了中央文件和省里的精神；
中间讲陆家湾的实际情况，人口、土地、历年收成、返销粮数量，数据详实；最后讲具体方案，土地怎么分、怎么搭配、大件农具怎么处理、水利怎么管，条理分明。
报告末尾，加了一段话：
“陆家湾生产队全体社员，坚决拥护中央的英明决策。我们认为，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是符合我队实际情况的正确选择。特此报告，请上级部门审核。”
王庆福把报告从头到尾看了两遍，抬起头，看着站在桌前的陆怀民。
“怀民，你这报告……写得真好。”他说，声音里带着感慨：
“我要是有你这笔头子，也不至于在公社窝二十年。”
陆怀民笑了笑：“王书记过奖了。您看有没有要改的地方？”
王庆福摇摇头，从抽屉里拿出公章，打开印泥盒，把公章在印泥上按了按，然后端端正正地盖在报告右下角。
“行了。”他把报告折好，放进牛皮纸信封，“我这就让人送到县里去。”
……
腊月二十六。
清阳县城东大街的革委会大院，是一栋五十年代建的三层灰砖楼。
外墙的水刷石已经泛黄，窗户的木框漆色斑驳，可门口那块白底红字的牌子，往那儿一挂，过路的人就不由自主放轻了脚步。
县长徐鸣德的办公室在三楼最东边。
此刻他正坐在办公桌后头，手里捏着一份报告，眉头拧成一个疙瘩。
“老马，你看看这个。”他把报告递给对面的农业局局长马占山，“红旗公社报上来的，包产到组，一个村分三个组。这叫改革？”
马占山接过报告，草草翻了两页，苦笑着放下：
“徐县长，这还算好的。曙光公社也报了一个，一个村分两个组，一组种东头的田，一组种西头的田，跟没改有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