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混沌嘈杂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亘古不变的，也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的，只有真相，在无尽黑暗里散发幽光，坚定不移地指引他们摸爬滚打继续前行——
我们应该如何定义生命的价值，又应该如何定义自己在社会里留下的痕迹，真相是唯一的永恒与确定，如果真相都失去价值，那么生命和生活所坚持的一切都将失去重心卷入混乱，什么道德什么底线什么标准什么信念全部都不复存在。
而马文-马戈利斯——或者说马文-梅里尔，这个疑似犯下滔天罪行的魔鬼则正在嘲讽这一切，并且成功逃脱了追捕，站在芸芸众生之上俯瞰他们这些蝼蚁。
他死了，早在十多年前就因为癌症死了，却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活着，继续嘲讽普通人类的渺小和愚蠢。
一步一步进入黑色大丽花案，安森才意识到电影“黑色大丽花”多么离谱，在布莱恩-德-帕尔玛的镜头里，尽管内核在讨论美国梦的破碎，但从本质来说电影依旧把案件当作一次狗血奇情的八卦传闻看待，正如同好莱坞一如既往的作风一样，娱乐至死，再次把伊丽莎白-肖的死亡以好莱坞的方式诠释演绎一遍——
追逐演员梦想、在好莱坞纸醉金迷的世界里迷失等等等等。
然而，现实里，这些电影呈现出来的元素在真实案件里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伊丽莎白-肖的死亡不是因为她如何如何，而是因为凶手如何如何，凶手被困在他的地狱里，最终将灵魂交给撒旦，并且成功逍遥法外。
所以，安森愤怒吗？
不，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坚持，渴望一步一步靠近真相的坚持。
尽管伸张正义至关重要，但真相才是最最核心的东西，拨开那些谎言那些傲慢那些错误那些偏差的重重迷雾，找到这个世界上依旧具有价值依旧具有力量的那份信念。
安森忍不住好奇，马戈利斯是否真的就是他们正在苦苦寻找的“真相”——
然后，二十二年过去了，洛杉矶乃至于整个加利福尼亚都发生了变化，黑色大丽花案也演变为人们记忆深处不曾唤醒的小小波澜，再也没有人主动提起。
在此期间，梅里尔与第一任妻子结婚，两个人育有两个孩子，出于至今不明的原因，他放弃了成为一名外科医生的梦想，在芝加哥生活期间，他成为了一名二手车推销员。
第一段婚姻结束后，他再婚，又生育了两个孩子，并且成为妻子与其前夫所生女儿继父。
没有迹象表明，梅里尔担心黑色大丽花案会重新联系到自己身上，又或者是自己依旧在执法部门的瞩目之下，恰恰相反，他似乎格外渴望媒体的关注。
1960年搬到堪萨斯州之后，梅里尔将自己塑造为一名艺术家，并且成为一篇报纸报道的主角，在那篇报道里，他声称自己师从萨尔瓦多-达利，并且夸大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1962年，他带着家人返回加州并且进入房地产行列，还在当地报纸上夸口声称，他计划建造一座十一层高的酒店。
显然，不了了之。
1964年九月，梅里尔又以新的化名向“圣迭戈联合报”寄去一封语焉不详的信，言语之间对于暴力行为充满了向往与崇拜，但信件里没有实际性的指向和落脚，于是没有引起太多注意。
不久之后，加利福尼亚迎来一个新的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