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康出行前给同僚们说，这次行动，就是想要开拓一下视野，看看能不能进一步扩大大元的“腹里”。之前，虽然也有西征，证明了外面确实有非常广大的世界，但因为蒙古人水平不行，这些被征服的地区很快就各自为政。非但没有起到支持大元的作用，还相互之间打来打去，天天拖后腿。
现在，爪哇行省应当总结教训，吸取成功经验。无论是开拓了新的疆土，获取土地和臣民；还是确立了更稳定的贸易航线，取得了获得财富和物资的渠道，都能给大元提供目前非常急缺的人力、物力。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和明朝的对峙中，多一点把握。
当然，说是这么说，从陈文康自己，到舰队里的水手、军士，心里都清楚，前者是没有什么可能的。大家散散心，顺便完成一下后者。开辟几处商栈，确认一下西方的铁矿、硝石这类重要资源的具体情况，也就算完成任务。回去之后，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不是去旅游的了。
所以，出发之前，元军的目标里就没有开疆拓土。现在稀里糊涂真把一个城打下来，大家一时还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平时，碰上这种问题，陈文康都会咨询孙彬、郑先生，乃至行省里其他文官，看看大家有什么办法。得益于他这种“软糯”性格，行省一直没有进入将军独裁的新秩序中——当然，在脱欢等人看来，这其实不是好事就是了。
紫帐汗国方面坚持认为，塞里斯和罗马一样，是一个军事文明。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在军事统治者和大祭司手中，并且是通过“军政”控制“祭祀”，也就是军事统治者兼并了祭司职能而实现集权的。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理想状态，并不是没有军阀，而是只有皇帝一个军阀。既不能多，也不能少，否则都会出现问题。
爪哇元本身已经没有法理上的统治者，而作为实际统治者的陈文康，有军阀的身份，却没有军阀的自觉。那么这个位置就会空缺。这样下去，肯定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这次，便是一个例子。
理论上来说，这种事情，陈文康自己决定，就可以了。但他习惯了问一下别人，走个程序，使得需要他独断专行的时候，他却犹豫了起来。
当然，现在这个地方，只有他一个能做决策的行省高官，就算想要请示，大家也不可能真等他派人回巨港送个信的。因此，陈文康做出了一个自认为“折中”的决定：他对大家宣布，他们的舰队，只是为了维持正常的贸易秩序而来的，因此不打算在这边常驻。原本，大家做个生意就离开了，但因为当地统治者图谋不轨，因此才不得已出手，进行自卫。
虽然现在控制了城市，但也只是为了展示大元天威，威慑宵小。只要不是有坏心思的人，根本不用担心。元军在这边，恢复了正常秩序就走，不会对当地人的日常生产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大家安心就好。
为了表示诚意，他把被拘捕的几个教派首领、长老，都放了出来，说之前是事急从权，现在已经没事了。然后又把埃米尔抓出来，当众训斥他，教育他要施行仁政，好好管理自己的辖地，既不要迫害百姓，也不要对合法客商这么贪心。如果他之前就能坚持这么行正道，那么这回，本来也就没有祸事了。
训诫了一番之后，陈文康把他也给放了。
此外，元军收走了两艘大划桨船，凿沉了其他那些实在看不上的“战船”，没收了突厥兵手里的重型武器。之后，他们在港口划了一块地，宣布要在这里留个专门区域，作为大元官方的商栈。这一趟，他们没带足够的物资和人员，不过今后会慢慢筹备起来的。然后，就准备撤走了。
陈文康对这个结果很满意，觉得这次几乎兵不血刃就解决了一座大城，既威慑了当地人，声张了汉人军队的武力；又彰显了华夏的文明，也让大家知道了大元的宽仁政策，堪称完美。在航海日志里，都忍不住夸了自己几句。
然而，所有人——包括后来知道情况的孙彬和郑先生，乃至后世看到这里的孙十万和郭康等人，第一反应都是这人肯定又搞砸了……
果不其然，这么做的结果，实际上是两个方向都没有顾上。
陈文康他们还没走的时候，埃米尔和一众突厥人被他们吓得够呛，再加上“契丹人”在当地素有威名，确实不敢反抗。基本上，他要什么，大家就赶紧照做。连港口租借土地的合同，也忙着赶紧签好，只求这帮大爷赶紧回家，可别在这儿待着了。
不过，几天后，满载而归的船队离开，当地一些心有不甘的人，就逐渐开始活跃了。包括埃米尔在内的高级军官，也越想越觉得不爽。大元虽然强，但山高皇帝远的。巴格达那边的札剌亦儿苏丹，都得给他们点面子，这帮人凭什么来管自己？再说，之前的交战，是因为双方都初次见面，因此准备不足，导致他们被奸诈的契丹人戏耍。要是双方摆开阵势，实打实地来一场，结果未必好说。
所以很快，他们就对做出的让步感到后悔，撕毁了条约，收回了港口，并且赶造了一批船只，开始继续劫掠商船——包括爪哇那边，陈文康认为肯定没事儿了，派来交易的那些。
爪哇方面对此十分无语，陈文康也大失面子，甚至因此被政敌嘲笑。本来觉得躲个风头就行，正好散散心，这下好了，自己搞出来个新风头，而且好不容易获得的好心情也没了……
因此，气头上的陈文康，当即决定二下西洋。既然那边已经开战，就发挥大元传统，把赛区制度打到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