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心。我安排了人，二十四小时守着。”
“好。辛苦了。”
挂断电话，段成良站在窗前，望着窗外的夜色。月亮很圆，很亮，照在院子里，像铺了一层霜。他想起吉永小百合，想起她说“你答应我，一定要回来”。他想起她给他包扎伤口时的样子，低着头，手很轻，很小心，像在对待一件易碎的东西。他想起她靠在他肩上睡着时的样子，眉头舒展着，嘴角微微翘起，像在做什么好梦。
他深吸一口气，把那些念头压下去。他必须相信她，相信她能保护好自己。他还有太多事要做，不能一直守在她身边。
“成良，想什么呢？”娄小娥从身后走过来，递给他一杯热茶。
“没什么。”段成良接过茶，“小娥，你说，我们这辈子，能做成多少事？”
娄小娥愣了一下。“怎么突然问这个？”
“就是忽然想问问。”
娄小娥想了想。“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只要尽力了，就不后悔。”
段成良看着她，笑了。“你说得对。”
娄小娥靠在他肩上，闭上眼睛。“成良，不管你想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段成良揽住她的肩。“谢谢你，小娥。”
……
山本一郎的调查，持续了一个多星期。还是没有结果。那个年轻人，像一阵风，来过，又走了，什么痕迹都没留下。山本一郎的脾气越来越差，动不动就骂人，摔东西。他的手下，个个提心吊胆，生怕一不小心就触了霉头。
“山本先生，”高桥小心翼翼地开口，“我们查了最近三个月所有来日本的中国人，没有发现可疑的。”
“没有？”山本一郎看着他，“一个都没有？”
“有一个，但查过了，是普通游客，没有任何背景。”
“继续查。”山本一郎说，“查不到，就扩大范围。查最近半年、一年、两年。”
“是。”
高桥走了。山本一郎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望着窗外的庭院。落叶已经扫干净了，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摇曳。冬天来了。他忽然觉得很冷，从心里往外冷。他活了大半辈子，从没输过。这一次，他输了。输给了一个年轻人，一个他不知道名字、没见过脸的年轻人。他不甘心，但他无能为力。
他拿起桌上那封粘起来的信，又看了一遍。信上的字迹很工整，一笔一划，像是在雕刻。他看着那些字，忽然觉得，那个年轻人，不是普通人。
他不怕死，不怕威胁，什么都敢做。他做的事，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名，而是为了一个他相信的东西。他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为了信念，什么都不怕。现在，他老了，信念也丢了。只剩下那些文物，那些从中国抢来的文物。现在，它们也丢了。
他把信放下，闭上眼睛。脑子里忽然响起那个年轻人的声音——“这只是一个开始。那些流失在外的国宝，我会一件一件地找回来。”他相信了。那个人，真的会做到。
东京，吉永小百合的公寓。
她坐在窗前，手里握着那枚玉佩，望着窗外的月亮。成良，你在做什么？你也在看月亮吗？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想他。想他的声音，想他的笑容，想他看她时的眼神。想那个夜晚，在香江的月光下，他抱着她，说“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可是，她就是一个人的。
她想起他说的话——“最多一个月，我就回来。”现在，一个月快到了。他会回来吗？她不知道。她只能等。等他的电话，等他的信，等他的人。
电话铃响了。她吓了一跳，赶紧接起来。“喂？”
“小百合，是我。”
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成良，你什么时候回来？”
“快了。下周。”
“真的？”
“真的。”
“你发誓。”
“我发誓。”
吉永小百合握着电话，眼泪止不住地流。她想说“我好想你”，想说“我好怕你回不来”，可她什么都说不出来。只是握着电话，听着他的呼吸声。
“小百合，”段成良的声音很低，“你听着。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怕。有我。”
“嗯。”
“下周见。”
“好。”
电话挂断了。她站在那里，听着话筒里的忙音，心里说不出的踏实。他说快了，她就等。他说会来，她就信。她走到窗前，望着窗外的月亮，笑了。
成良，我等你。
……
东京，新宿，一间不起眼的小酒馆里，阿辉坐在角落的座位上，面前摊着一份报纸，手里握着一杯已经凉透的清酒。
他已经在这里坐了三个小时，一动不动，像是在等什么人。酒馆里很安静，只有几个老客在吧台前低声聊天，偶尔发出一两声笑。墙上挂着一台老旧的电视机，正播放着黑白画面，声音被调到了最低。
阿辉是段成良留在日本的联系人。两年前，他从香江来到东京，带着一笔钱和一个任务——在日本扎下根，建立一张信息网。
这张网，原来可能是为了商业竞争，为了了解日本的社会发展情况，而现在则是为了一个更隐秘、更宏大的目标——寻找那些从华夏流失到日本的文物。
段成良给他的指示很简单：不惜代价，不计投入，查清每一件文物的下落，摸清每一个收藏者的底细。
阿辉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收获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