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知州，不需要占田、贪墨，只需要帮助大宗贸易的商人搞定货币进出就能捞走足够的好处。
甚至不光知州用这个捞，大量的官吏还有地方驻军，都在钻货币管制的空子。
百姓的利益受损了，国家的财政少收了，只肥了不法商人跟没有道德的官吏。这种事儿，必须要严惩，还要想办法杜绝。
经过多番论证，文彦博与十八联行的掌柜、各大商会的会董商议，奏请朝廷进行全国货币统一改革。
表面上看，造成上诉情况最大的原因在于“缺铜”。实物货币时代，铜是广受待见的等价物。从六国时代一直传下来，大家都习惯了。
可谁也没想到经过两百年战乱，人们会迸发出来如此旺盛的商业需求。
大宋的钱，不够用了。
银钱、铜钱、铁钱、交子，各种票，大宋还是到了钱荒的程度。表面上看是流动过旺，本质上还是缺铜。尽管有“十监”和“三大场”，朝廷一年新铸铜钱的总量还不足三百万贯。
不说以前，就从仁宗时期起算，大宋的每年GDP已经超过了三亿贯。
“货币供应量”乘以“货币流动速度”应该等于“物价水平”乘以“实际GDP”，在货币流通速度和物价稳定的情况下，GDP的增长，必须要配以新增货币供应，否则就会发生“钱贵物贱”的情况。
连锁反应，必然导致有钱的人偏爱“储蓄行为”，坐收货币升值的红利。
然后，这会进一步加剧“钱荒”。
一年新增三亿的货产，但是只有三百万贯的新钱供应，这已经不仅仅是压制了经济发展的问题，更严重的影响了百姓的稳定。
小老百姓是攒不下多少富余的，每年辛辛苦苦不过填饱肚子，好年头添衣添子，混几顿酒肉吃。
钱越来越值钱，可地里的产出，以及人工的工时是不变的，意味着他们的劳动所得能兑换到的货币越来越少。这意味着，他们的消费能力越来越低。换句话说，老百姓不值钱了。
不光如此，被上层控制的产业可不会降价。
比如所有大型手工业、高技术产业，包括医药、教育、瓷器、丝绸、酒水、娱乐等，甚至还要涨价。
毕竟再怎么涨，有钱人始终有钱，高端消费缺的从来不是钱。
演变到这个阶段，穷人不光没价值，甚至还被排除在了优质的稀缺的公共服务之外。
自此，社会隔离形成。
商会秘密进行的调查报告显示，不光蜀地这样的封闭区域人们有分离倾向，连福建路、广南路这样的地方，也开始冒头了。
再不进行改革，一旦某个地方出一个黄巢，唐末之乱必然重新上演。
文彦博说他推动货币改革有两大神器：第一，驻日大使王雱发回奏章，石见银山的开采已经爆发了阶段性产能。在炸药、钢铁、载重马车、精炼焦炭、坩埚高炉等多项技术的催化下，仅用两年，矿山已经进入了持续高产期。
根据日方藩主和藤原相给出的数据，银山月产白银三万斤，铜五万斤，铁二十万斤。
其中，铁和铜留给日本，作为本国出资的回报，用来建设大阪。白银除少量用来制作器皿之外，全部运回大宋。
眼下开封一两白银兑换两千文铜钱，三万斤白银相当于九十六万贯铜钱。
如果产能保持稳定，每年大宋将新增货币供应一千万贯，这还没算激活大户手中的白银储备。
第二大神器，自然是李长安留下的遗产，一整套严密运行的金融系统。
通过储备金制度，债券制度，钱行联营，商会制度，将大宋的各个金融环节打通，为货币发行和兑换创造了必要条件。
奏请成立钱币改革司，以黄金、白银、铜作为金属货币，以兑换券和债券为形式，重定货币，发行新钞。
陈升之肠子都悔青了，干嘛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答应皇帝呢，自己这是要臭到史书上了。
好你个文彦博，眼珠子里全是钱，就盯着我户部三司一个衙门捶是吧？
咱俩远日无怨，今日无仇，我又没抱你孙子跳井。
他深知这事儿木已成舟，拦是拦不住的，只能见缝插针，替皇帝多争取点利益。于是，他紧急召开保皇派会议，跟曹佾、王拱辰、章惇、曾布等人会见，商讨应对方案。
按照旧例，所有新铸钱币都要上缴皇帝内库左藏司，然后由三司和东西两府宰相议定分配。
这是一项体现统治力的重要权力，他们绝对要帮赵顼争取到。
章惇提议：“那就按旧例，官家拿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