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奇怪了。”高桥若有所思地晃着酒杯：
“不过目前都只是一些风声，没有具体一点的消息，也有可能是以讹传讹。”
两人又转而聊起了别的话题。
但山崎的心思已经不在饭桌上了。
吃完饭，高桥提议再出去走走，山崎推说累了，独自回了房间。
他关上门，在房间里踱了几圈，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倒不是怕中国人真的突破了技术壁垒，因为从理智上判断，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正所谓是无风不起浪，他担心的是另一种情况：
会不会是哪个中间商为了牟利，偷偷向中方提供了未经授权的技术资料？
或者更糟糕，有间谍窃取或者法那科内部有人泄露了核心代码？
这种事在国际技术贸易中并不罕见。
前年就有一家西德的机床厂商，因为内部工程师私下向苏联提供了五轴联动的控制算法，被巴统查出来，整个公司都上了禁运黑名单。
山崎越想越不安。
他走到窗前，望着窗外黄浦江上的点点灯火，思忖良久，终于拿定了主意。
第二天上午，山崎没有提前通知，直接带着助手驱车前往江南造船厂。
车子在厂门口被拦了下来。
门卫拨通了总工办的电话，片刻后，周永年亲自迎了出来。
“山崎先生？”周永年大步走到车前，脸上挂着笑，语气却带着几分意外：
“您怎么突然来了？也不提前打个电话，我们好做准备。”
“周先生，不必客气。”山崎下车，和周永年握了握手，脸上挂着职业化的微笑：
“我这次来上海出差，顺道想回访一下设备运行状况。这是法那科售后服务的标准流程，对于新交付的设备，我们通常会在三个月内做一次跟踪回访。”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
周永年听完，点了点头：
“山崎先生对售后服务这么上心，倒是让我们受宠若惊了。不过——”
他顿了顿，面露难色：“实不相瞒，那台设备目前不在常规运行状态。”
“哦？”山崎的眉毛微微扬起，“出了什么问题吗？”
“问题倒没有。”周永年摆摆手，坦率道：
“只是厂里最近在做一个涉密项目，暂时不对外参观。这事上面打过招呼，我们也得按规定来。”
“涉密项目？”山崎重复了一遍，目光越过周永年的肩膀，望向厂区深处。
从厂门口望过去，隐约能看到数控车间的灰蓝色屋顶和龙门吊的长臂。
“周先生，”山崎收回目光，语气温和但显得有些咄咄逼人：
“法那科对客户设备的使用情况负有监督责任。如果设备被用于超出合同约定范围的用途，或者被非授权人员擅自操作，造成的任何损坏都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周永年听完，脸上的笑意淡了几分。
他说：
“山崎先生，您这话我就不太听得懂了。设备是我们花钱买的，怎么用、谁来用，好像是我们自己的事吧？至于保修，我们按合同约定的条款来就是了，不需要山崎先生提醒。”
山崎张了张嘴，一时竟无言以对。
他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会突然变得这么有底气？
“周先生，您误会了。”山崎很快调整了策略，语气变得更加温和：
“我并非要干涉贵厂对设备的使用。只是作为设备供应商，我们有义务确保设备在安全、合规的工况下运行。如果贵厂遇到了任何技术上的困难，法那科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谢谢山崎先生的好意。”周永年点点头，“如果真有需要，我们会联系贵公司首都办事处的。”
话说到这个份上，山崎知道今天是进不了车间了。
他又客套了几句，便和助手上了车。
车子缓缓驶出厂区，山崎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脸色阴沉。
那个高桥宏说的风声，恐怕不是空穴来风。
周永年拒绝参观还搬出了“涉密项目”这个理由。
中国人向来不太喜欢把“涉密”的事摆在台面了，他用了这个理由，说明事情不简单。
“山崎先生，”旁边的助手小心翼翼地问，“我们现在去哪里？”
“回饭店。”山崎吩咐道。
助手应了一声，不敢多问。
回到锦江饭店后，山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他站在窗前，望着黄浦江上往来的船只，脑子里翻来覆去地盘算着各种可能性。
如果中国人真的自己搞出了什么名堂，那结论只有一个：法那科的技术壁垒被人绕过去了。
可这个结论太荒唐了，荒唐到他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
System 6M的加密体系，是法那科技术部在七十年代中期花了两年时间研发的。
ROM芯片采用硬件级别的防篡改设计，开机自检程序会对ROM区做完整性校验，任何未经授权的修改都会触发系统锁死。
通信协议更是经过了精心设计，握手机制、校验算法、指令加密，层层设防。这套体系的设计者之一，就是山崎自己的老上级、法那科技术本部长。
在工业控制领域，这位本部长是日本国内公认的权威，他设计的加密方案，连美国和德国的同行都未必能在短时间内攻破。
中国人凭什么？
那么，可能性只剩下了一个——
要么有中国间谍打入了法那科内部，要么是中间技术商或者内部有员工泄密。
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起电话听筒，犹豫了几秒，又重重放下。
这种事情在电话里说不清楚，可不说又不行。
万一中国人真的突破了技术壁垒，而法那科总部对此一无所知，那后果不堪设想。
他又踱了几步，终于下定决心，再次拿起听筒，拨通了饭店总机。
“请给我接国际长途。日本，东京，法那科株式会社技术本部。”
“请稍等。”总机接线员说道。
山崎报完号码，放下听筒，里面传来一阵阵电流杂音，夹杂着接线员们短促的对话声。
从上海拨东京，线路要经过好几道转接，等待的时间格外漫长。
窗外，黄浦江上的雾渐渐散了。
对岸的浦东还是一片低矮的灰砖房和农田，跟外滩这边的万国建筑群形成了鲜明对比。
山崎望着那片灰蒙蒙的滩涂，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烦躁。
约莫过了七八分钟，听筒里传来一个沉稳的男声。
“もしもし。”（喂。）
“部长阁下！”山崎连忙站起身，双手捧着听筒，语速极快地说道：
“我是山崎。我现在在上海，有件要紧事，必须直接向您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