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五日，台湾的《民生报》娱乐版用半个版面报道了《星语星愿》上映首周末的成绩。
“大陆甜心催泪弹席卷全台”，标题这样写道。
《星语心愿》上映三天内，台北、高雄、台中等主要城市影院近乎满座。
同时，香港的《明报》也刊发了专题报道。
标题更加直白：“全亚洲同步告别，杨玉莹‘星语’催泪”。
五月十八日，日本权威娱乐杂志《周刊文春》罕见地用两页篇幅报道了《星语星愿》在日本上映的情况。报道的开头就定下了基调：“一个中国巨星，在巅峰时优雅退场——全亚洲影院正在见证这场盛大的告别。”
文章详细介绍了杨玉莹在中国乐坛的地位，走访了东京新宿、池袋几家上映该片的影院，记录了观众红着眼眶走出影院的场景，并采访了多位普通观众。
电影上映后，杨玉莹此前在日本发行的专辑《来自中国的岗岗》的二手CD和磁带价格，在一周内上涨了约30%。一些唱片店甚至设立了“杨玉莹专区”，将她的专辑与电影海报并列陈列。
这种现象级的告别效应，即使在偶像文化高度发达的日本也并不多见。
韩国的反应同样热烈。
五月二十日，韩国最大的娱乐媒体《日刊体育》以“中国大陆‘甜蜜女王’的最后问候感动韩国”为题，报道了《星语星愿》在韩国的上映情况。
文章提到，电影在首尔、釜山等主要城市的影院排片量持续上升，上座率维持在八成以上。
这些来自海外和港台的报道，也零零星星地传回了国内。
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复杂而矛盾的心理时期。
国门打开已十余年，外面的世界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和冲击力展现在人们面前。港台的流行文化如火如荼，年轻人听着张学友、刘德华，看着《东京爱情故事》，用着Walkman，憧憬着遥远国度的生活。
与之相伴的，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自卑感。
我们的经济还在起步，我们的生活水平还不高，我们的流行文化……似乎总是“输入”远大于“输出”。偶尔有一两部电影在国际上获奖，也会被解读为“展示落后”以满足西方的猎奇心理。至于流行音乐，真正能打入亚洲主流市场的，凤毛麟角。
因此，当关于《星语星愿》在港台、日韩引发热烈反响的报道，一点一点渗透回来时，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继而是一种复杂情绪。
“原来……我们也有这么厉害的歌星？”
“杨玉莹在日本也那么受欢迎？”
“韩国人都夸她演技好？”
“台湾观众也哭成那样？”
杨玉莹年前才被时代周刊报道，才登陆日本春晚，现在主演的电影火爆整个亚洲，《我的野蛮女友》还珠玉在前，现在《星语心愿》又爆炸一般的火，但是制造奇迹的人，要退出了……
她选择在巅峰时离开。
这给整个故事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
“看看人家！这才是真正的巨星！红了七年，说退就退，退之前还拍一部电影轰动亚洲！”
“什么叫急流勇退？这就叫急流勇退！给世人留下最美的背影。”
“以前只觉得她歌甜人美，现在才发现，她是真有格调。”
甚至在刚刚开启没多久的联界网的聊天室里，也有相关讨论。
“杨玉莹虽然退隐过早，但已足够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
“她红的这七年，正好是中国变化最快的七年。88年她出道的时候，我还在用粮票，街上跑的都是自行车。现在，粮票没了，我家楼下都开始堵车了。她的歌，好像成了这七年的一份背景音乐。现在她要隐退了，这段音乐也就停了。”
“她的歌里有我们这代人的情感轨迹。第一张专辑《轻轻告诉你》是懵懂的少年，然后到毕业季告别青春，到《一夜长大》，然后是《遇见》……她真的伴随着我的成长。”
“我觉得最难得的是，她一直在变，没有吃老本，从甜歌到情歌，从情歌到更复杂的表达，她能带着听众一起成长。这在流行歌手里很少见。”
“而且她长得好看，但从不靠这个炒作。干干净净的，专心唱歌，专心演戏。这样的艺人，现在越来越少了。”
“所以她才要退吧。这个圈子越来越浮躁，她不想被污染。”
“也许她只是累了。七年，九张专辑，一堆电影、广告、演出。是头牛也得歇歇了。”
“不管为什么，祝她幸福吧。希望她退隐后，真的能过她想过的生活。”
这些讨论，散落在1995年还显稚嫩的中文互联网上。
五月下旬，《星语星愿》上映后，全国各地的点歌台，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同一种现象：杨玉莹的歌，几乎霸榜。
歌曲一首接一首地播放。
《轻轻地告诉你》、《后来》、《遇见》、《越长大越孤单》、《红豆》……
而这一切情绪与关注，最终都将汇聚到一个地点，一个时间。
六月八日，首都体育馆。
下午四点刚过，体育馆周边已经人声鼎沸，水泄不通。
等待入场的观众从体育馆各个入口排起长队，蜿蜒曲折，几乎占满了整个广场。人们手里拿着荧光棒、海报、写着“岗岗，别走”或“永远爱你”的灯牌。
小摊贩在人群中穿梭，售卖着荧光棒、哨子、望远镜，以及各种非官方的纪念品——印着杨玉莹头像的T恤、钥匙扣、明信片。黄牛们则更加活跃，他们搜寻着那些面带焦急的年轻面孔。
“要票吗？内场前排，就两张！”
“多少钱？”
“原价加八百，不还价。”
“八百？！你怎么不去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