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同志的声音紧跟着响起：
“小莹，方大夫是专门来给你看病的，不是外人，你让妈开个门行不行？”
“你也看过新闻的，国外的侨商都找他看病的，什么病到了他手里都能看好的，你就放心出来吧，方大夫肯定能看好你的，你就快出来吧。”
“……”房间里还是没声音。
方言皱了皱眉，然后朗声对着楼上喊道：
“罗阿姨，您别逼她。不想出来就不出来，要不我隔着门问两句话也行，不耽误看病的。”
这个时候强行让患者离开她认为的安全区，她本身就是很抗拒的，所以还是顺着她来比较好。
楼上过了几秒，罗同志的声音带着歉意飘下来：“方大夫，真是对不住……这孩子拧得很……”
“没事。”方言站起身，往楼梯口走了两步，站在台阶下方放缓了语速，“那个小莹同志，我是方言。我知道你腿上有伤，还掉头发、怕光怕吵。这些都不是你的问题，是刀上的毒钻进了血脉，又受了大惊，气血乱了才这样，都是能调的。”
他顿了顿，特意加重了语气：
“你的情况刚才我已经通过了，这种事其实在我们医院有不少的，当然了原因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只要治疗得当都是可以恢复的，你这个头发和眉毛，不是毛囊坏了，是毒邪耗了营血，供不上发根。等把血里的毒清了，气血养足了，肯定能长回来，和以前一模一样。你要是不信，我可以把方子念给你听，每一味药的用处都讲给你。”
方言说这话都是让患者对自己的病情评估下降，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病不是独有，而是其他人也得过的，她的心态就会产生变化。
这招在心理学上叫“正常化”（Normalization）技术。
也就是当一个人遭遇创伤或重病时，最深的恐惧往往不是“我病了”，而是“我是这世界上唯一一个这么惨的人”这种孤独感会无限放大焦虑。
治疗师或医生如果能传递一个信号，“你这种情况其实不少人遇到过，不是孤立无援的个案”。
病人会感受到一种心理上的“着陆感”。
这被称为“正常化”技术。
不是安慰，而是告诉病人，目前处境是可理解的、有规律的、不是天降横祸独独砸在头上。
楼上静悄悄的，一点声息都没有。隐约能听见罗同志低声劝着什么，夹杂着压抑的抽气声。
方言想了想又继续说道：
“你也是医护人员，肯定知道生了病就是要治疗的，现在我知道你很难过，心理上很难接受，但越是在这种时候你就要保持理性，要不然你不是白学了吗？跟何况你这个治疗案例只要成功了，那么如果还有其他人也得了这个病，按照你这病例就很能快的得到信心，知道这个病是可以战胜的，你现在是医护人员，也是一名战士，不要躲在房间里哭哭啼啼的，出来直面问题！”
方言转眼就用出了第二招。
这句话是把她的治疗从一个私人事件，变成了一个具有公共价值的事件。她的痛苦和挣扎，不再只是“我倒霉我倒霉”，而是“我正在为别人探路”。
对于一个曾经穿上军装、走上战场的人来说，“为了别人”这件事，比“为了自己”更能让她站起来。
她可以不管自己，但她很难不管别人。方言精准地抓住了这一点。
当然了，这一招在后世有个更接地气的名字叫……道德绑架。
但是还真别说，说完过后，楼上的门一下就开了，一个细弱的、带着哭腔的声音从门缝里飘出来，：“……真的能长回来？”
有戏！
“我骗你做什么。”方言笑了笑，让自己的语气显得越发笃定：“中医里说发为血之余，眉毛属手足阳明经，只要气血能濡养上去，就没有长不回来的道理。你这才半年不到，毛囊没坏死，比那些斑秃好几年的好治多了。”
“你不要自己耽搁自己的治疗时间，我后面还有更多严重的病人要治疗呢！”
楼上又静了片刻，接着传来拖鞋蹭着地板的细碎声响，然后是门锁咔哒一声轻响。
罗同志从楼梯口探出头，脸上又喜又愁：
“方大夫，她……她让您一个人上来，行吗？人多了她慌。”
方言一怔。
旋即又点点头：
“行。”
接着他回头对赵炳南和秦开远他们说道：
“那你们先坐，我上去看看。”
赵炳南颔首叮嘱：“稳着点，多听少说，别刺激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开口说一声。”
“知道了。”
接着，方言从安东手里接过包直接上了二楼。
这别墅走廊里光线昏暗，灯故意没打开，最里面的卧室门开了一条缝，漏出微弱的黄光。
在罗同志的带领下，方言推开门进去。
屋里比想象中还要暗，两层厚呢窗帘拉得密不透风，窗缝都用布条塞死了，只有床头柜上一盏蒙着纱布的台灯，昏昏沉沉照着床头一小块地方。
空气里还混着淡淡的味和久不通风的沉闷味道。
床上缩着个纤细的身影，裹着厚棉被，头埋在膝盖里，只露出一截惨白的脖颈。
方言莫名想到了某些恐怖电影里的场景。
她头上的头发没有完全掉光，但是看起来格外就更加渗人了，听到脚步身她抬起头看了一眼方言，就是这样一眼，方言看到了她已经掉光的眉毛。
方言努力让自己表情保持平静，对着她说道：
“你腿上的伤口，现在是疼得多，还是麻得多？夜里睡觉能踏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