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高小松坐在书房里。
书房没开灯，只有电脑屏幕的冷光照着他那张浮肿的脸。
茶几上的威士忌已经喝了大半瓶，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空气里弥漫着焦躁和恐惧混合的气味。
窗外，东三环的车流已经稀疏了，尾灯在夜色里拉出一道道暗红色的光痕。
这座城市在夜晚比白天更安静，但高小松觉得吵。脑子里嗡嗡的，全是《真相》视频里那些话的回响。
电话铃声响起，他没接，直到连续响了五六遍，才转头看了一眼。
是杨恒君。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起来。
“高老师，任夏的那个第二期视频预告，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又怎么样？”
高小松心如死灰，“你还能拦住他不让他发布吗？”
“那我们也得做点什么，总不能坐以待毙吧！”
杨恒君非常焦急，往日的镇定和沉稳风度早已抛掷到九霄云外。
“做什么？你打算怎么做？找人帮我们辩护和洗白吗？这个节骨眼上，哪还有人愿意站出来帮我们说话？”
“我起草了一份声明，陈蛋清、方芳、易中田、任痔强、贺为房他们，有二十多个人都愿意签名。”
杨恒君的语速很快，显得非常急迫，“声明里不跟任夏纠缠具体事实，只说他断章取义、恶意剪辑，说我们在遭受网络暴力和猎巫行动。这个角度，我们站得住。”
高小松沉默了几秒。
“站得住？”他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像是在品味什么，“杨恒君，你跟我说实话，你觉得那份声明站得住？”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
“站不站得住不重要。”杨恒君的声音压低了，带着一种阴沉的决绝，“重要的是让那些还愿意相信我们的人看到我们在反击。高老师，你知道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意味着什么吗？”
高小松没有说话。
“意味着认了。”杨恒君说，“意味着我们承认那些谣言是我们编的，意味着我们承认自己是在撒谎，意味着我们这十几年的名声、地位、收入，全部归零。你甘心吗？我不甘心。”
高小松闭上了眼睛。
他不甘心。当然不甘心。他用了二十年，从音乐圈到电视圈到互联网，一步一步爬到现在这个位置。几千万粉丝，每年几千万的收入，走到哪儿都有人叫一声“高老师”。这些是他用二十年换来的，凭什么任夏用两期视频就要全部拿走？
“声明发给我看看。”他说。
“已经在你邮箱里面了。”
高小松没挂电话，打开电脑，果然看到了对方发来的一份声明。
“……某些自媒体账号以‘打假’为名，行‘猎巫’之实，对我们的过往言论进行断章取义的剪辑和恶意歪曲的解读……”
“……这种行为，已经不是正常的学术讨论或舆论监督。这是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践踏，是对公共讨论空间的摧毁……”
“……我们呼吁社会各界理性看待网络争议，不要被极端言论裹挟……”
看完以后，高小松沉默很久，虽然心中并不乐观，但还是回复了一个字：“好。”
杨恒君又发了一条：“媒体那边也谈妥了。南方周末、新京报、羊城晚报、东方早报、外滩画报，五家明天同时发声。莫岩和余骅那边也答应了，在访谈节目上帮忙说两句。”
高小松盯着那行字，嘴角微微弯了一下。莫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余骅，《活着》的作者。
这两个人在文坛上的号召力很强，虽然不属于传统的公知圈，但对文坛之外的普通人的影响力，丝毫不弱于那些顶尖的公知们。
或许能帮上忙吧...
他把手机放下，端起威士忌，仰头灌了一口。酒液顺着喉咙烧下去，烧掉了一部分恐惧，但烧不掉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不安。
同一时间，沪上，某高端酒店套房。
杨恒君站在落地窗前，手里夹着一根烟，看着窗外黄浦江上的游船灯火。他的脸色很差，眼睛里全是血丝，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
《真相》的第一期视频里，他的“罪行清单”触目惊心。
“日本素质神话”——他在《南方周末》的专栏里写过：“日本人从来不丢东西，东西丢了都能找回来。”视频右边是日本警视厅的官方数据：2013年，东京都内仅遗失物品报案就超过四十万件。
“西方言论自由神话”——他在某次演讲中说过：“在美国，你可以随便骂总统，没人抓你。”视频右边是美国《全国紧急状态法》的条款，以及过去十年因“国家安全”原因被起诉的记者名单。
“美国制度神话”——他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叫《美国为什么没有贪污》，吹嘘美国制度完美。视频右边是美国司法部公布的历年腐败案件统计数据，以及“政商旋转门”现象的学术研究摘要。
每一条后面都跟着他的原话截图和辟谣证据。白纸黑字，无可辩驳。
他想起自己十五年前刚入行的时候。那时候他是《南方周末》的实习记者，跟着老编辑跑新闻，一篇稿子改七八遍，每一个数据都要核实，每一个引用的来源都要标注。
那时候他觉得自己在“追求真相”。
后来他成了专栏作家，成了“公共知识分子”，成了“意见领袖”。他发现“追求真相”太累了，核实数据太麻烦了，标注来源太繁琐了。
他发现一个更简单的办法：编。
编一个“美国医疗免费”的故事，比查一百份资料都简单。编一个“日本人从来不丢东西”的段子，比核实日本警视厅的数据快一百倍。
而且，读者爱听。他们不需要真相，他们需要的是“高老师什么都懂”“杨老师说得对”的感觉。
他在这条路上走了十五年，赚得盆满钵满。豪宅、名车、每年几百万的版税和演讲费。
现在，任夏要用一期视频，把他十五年积攒的一切全部归零。
他把烟掐灭，走回桌前，打开那份联合声明的签字页，看着上面一个个熟悉的名字。
高小松、陈蛋青、方芳、易中田、任痔强、袁滕飞、贺卫房、李乘鹏、熊沛云……
这些人，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有的只是点头之交，但此刻他们站在一起。不是因为友情，是因为恐惧。
恐惧那期视频会毁掉他们的一切。
恐惧那个叫任夏的年轻人，会把他们十五年精心编织的“神话”彻底戳穿。
恐惧那些曾经把他们捧上神坛的人，会把他们摔进泥潭。
十一月二日，上午八点。
联合声明准时发出。
二十三个名字，排成一长串，在同一时间转发了这则声明，声势颇为浩大，一下子就吸引了整个舆论场上的目光。
声明发出后半小时，转发量突破五万。评论区里，他们的粉丝和反对者杀得不可开交。
“支持高老师！任夏就是在搞网络暴力！”
“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良心。把知识分子都打倒，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
“那些截图都是断章取义！你们去看看高老师完整的节目，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但也有越来越多的质疑声：
“猎巫？你们造谣的时候怎么不说猎巫？琴岛下水道的油纸包零件呢？拿出来啊！”
“断章取义？你们倒是说说我们哪里断章取义了？哪一条证据是假的？说清楚！”
“良心？你们把美国吹成天堂、把中国踩成地狱的时候，良心在哪儿？”
高小松坐在书房里，看着那些评论，手指微微发抖。不是气的，是怕。
他怕的不是那些骂他的人，他怕的是那些骂他的人说的话——每一句都是事实。
上午九点，南方周末官网首页挂出一篇评论文章，标题是《猎巫时代的知识分子困境》。
文章写得很有水平，没有直接替公知们辩护，而是用一种超然的姿态，把这场争议上升到了“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这个宏大命题上。
“当一个社会开始用打假的名义围攻知识分子时，我们需要警惕的，不是那些被围攻的知识分子说了什么，而是这个社会的文化生态出了什么问题。”
“真正的知识传播，从来不是简单的事实陈述。它需要语境、需要解读、需要创造性的表达。如果每一个知识分子在说话之前都要先自证‘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绝对真实的’，那这个社会将失去所有的人文想象力。”
文章最后的结论是：“一个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宽容度，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文化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