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
金陵。
第一次国家公祭在此举办，全城沉浸在哀悼的氛围之中。
仪式在上午十点开始。
纪念馆的广场上站满了人，任夏站在后排，旁边是邹建平和郑若林。
他的目光越过人群，落在参加仪式的那些幸存者的背影上。他想起阿昌，想起金承宗，想起那些在电影里出现过的面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活到看见这部电影的那一天。
郑若林站在他左边，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嘴唇紧抿着。邹建平站在右边，站得笔直，眼眶泛红。
十点零一分，警报声响起。
整个城市都在鸣笛。长江上的轮船、火车站里的列车、街头的汽车，所有的喇叭同时发出低沉而悠长的呜咽。声音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像一条看不见的河，把整座城市浸没在其中。
广场上所有人都低下了头。
任夏低下头的那一刻，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他以为自己会想起很多事情——剧本、拍摄、审核、首映、那些反对的声音、那些支持的声音——但什么都没有。只有警报声，一遍一遍地响着，像七十多年前那些没有来得及喊出声的哭喊，终于在今天找到了出口。
一分钟。整个城市静止了一分钟。
警报声停下来的时候，任夏抬起头。前排的一位幸存者老人正在擦眼泪，她的手很瘦，手背上全是老年斑，擦眼泪的动作很慢，像是在做一件需要花费全部力气的事。
哀悼仪式结束，任夏在金陵待了两天，和邹建平教授一起慰问了下参与史料整理的专家学者们，随后便回到了首都。
贺岁档的电影已经在密集上映了，虽然张浩然他们在准备对里面的烂片来一场彻头彻尾的批判了，但有几部电影，如《一步之遥》、《智取威虎山》、《一代宗师》这些，都是各个影视公司的王牌项目，张浩然他们的份量还是轻了些，需要任夏亲自操刀进行批判，才能压下质疑的声音，让这个批判稍显冷静些。
回到首都后，任夏接连看了多部电影，尤其是把《一步之遥》和《智取威虎山》都各自看了两遍。
《一步之遥》的问题很明显，但想要讲清楚却有些复杂，思考一番，任夏觉得还是先从《智取威虎山》讲一讲。
《智取威虎山》此时已经上映了六天，票房突破五亿，市场上一片叫好的声音。
有人说这是主旋律商业化的成功范本，有人夸它把革命样板戏拍出了好莱坞大片的气质。
但在任夏的眼中，这部电影的问题却非常明显。
他提笔开始写文章，用了一整晚，指出了《智取威虎山》中存在的三个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对杨子荣的偶像化塑造。
这一点实在太明显了，已经到了喧宾夺主，影响整部电影基调的地步了。
徐克镜头下的杨子荣，张涵予饰演，一身貂皮大氅，浓眉入鬓，眼神锋利，从土匪窝里走出来的时候，镜头从下往上仰拍，背景音乐是交响乐，光线从他背后打过来，在雪地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
这不是侦察英雄，这是武侠片里的绝世高手。
真实的杨子荣是什么样的？
他1917年出生在山东牟平，家境贫寒，十三岁跟着父亲闯关东，在牡丹江一带的深山老林里当了多年伐木工。
这段经历让他对东北山林的地形地貌了如指掌，对土匪的黑话切口烂熟于心。他不是天生的英雄，是一个从底层摸爬滚打出来的、对土匪那一套极其了解的普通人。
1946年，杨子荣加入牡丹江军区二团，被编入侦察排。
他之所以能被派去执行打入威虎山匪穴的任务，不是因为他武功高强、枪法如神，而是因为他有多年和土匪打交道的经验，会说土匪的黑话，懂得土匪的规矩，知道怎么在土匪窝里活下来。
这是专业能力，不是个人英雄主义。
但在徐克的电影里，这些全被删掉了。
杨子荣为什么能打入匪穴？因为他厉害。
他为什么能获得座山雕的信任？因为他厉害。
他怎么从匪穴里把情报传出来？还是因为他厉害。
所有的“为什么”都被一个“厉害”字替代了。
这不是塑造英雄，这是塑造偶像。英雄是有来路的，偶像不需要来路，只需要光环。
第二个问题，则是把剿匪战争变得江湖化，好好的革命斗争被拍成了帮派火并。
威虎山上的土匪，在电影里被塑造成了一个典型的江湖帮派。
八大金刚各有绰号、各有绝活，出场的时候镜头一个一个给特写，像武侠片里的反派群像。
座山雕坐在虎皮椅上，活脱脱一个江湖帮主。
但真实的威虎山土匪是什么样？
他们是一群在乱世中趁火打劫的武装匪徒，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他们和座山雕之间的关系不是江湖义气，是利益捆绑和暴力威慑。
座山雕能当上匪首，不是因为他武功最高、最讲义气，而是因为他最狠、最狡诈、最能控制手下的匪徒。
但在电影里面呢？
匪穴有匪穴的规矩，黑话有黑话的韵味，八大金刚各有各的性格，甚至有叛徒、有内斗、有兄弟情义。
观众看完之后，对威虎山的印象是什么？
是一个充满“江湖气”的地方，甚至有一种粗粝的美学魅力。
这是最危险的。
当观众开始觉得这些土匪‘有点可爱’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
座山雕是什么人？是盘踞东北几十年、杀人如麻的匪首。
八大金刚是什么人？是手上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