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思绪从不屑中收回后，已经是夜深人静时，任夏抽完一支烟，开始敲字。
他给这篇影评定的标题只有八个字：《宗师之死——殖民地文化精英的民国旧梦》。
写下标题后，任夏开门见山，直接列出了《一代宗师》的第一个致命问题：叙事割裂，人物空洞，最基本的故事完整性都无法保证。
电影的前四分之一，是叶问的佛山岁月。
四十岁之前，他是佛山富家子弟，师从陈华顺，学得一手咏春拳。
他住在金楼里，衣食无忧，每天的生活就是在金楼里教拳、饮茶、和武林的各路人马切磋。这一段叙事线索清晰，人物关系清楚，叶问说：“如果人生有四季的话，我四十岁以前，都是春天。”
然后，1938年，佛山沦陷。春天结束了。
剧情展开到这里，观众对后续剧情的期待是明确的：春天结束了，接下来会是什么？
但电影的答案是一团浆糊。
佛山沦陷之后，叙事像一面被砸碎的镜子，碎片散落一地，但再也没有完整的故事线。
宫二的复仇线、一线天的革命线、叶问的香港生涯、抗日爱国的宏大主题、南北武林的恩怨、叶问与宫二之间若有若无的情感线......
这些叙事碎片被王家卫随心所欲地拼接在一起，完全不顾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
最典型的就是一线天这个角色。
张震演的一线天在电影中出现了三次：一次是在雨中单挑一群杀手，一次是在理发店里和叶问有过一次短暂的相遇，最后一次是开了家理发店。
这个角色的故事线在哪里？
他为什么要逃亡？
他和叶问、宫二有什么关系？
他出现在这部电影里的意义是什么？全都没有交代。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王家卫的一贯风格，是“散文诗式”的叙事。
但散文诗也是有主题的，讲究形散而神不散，如果形散神也散，那就只是一堆素材的堆砌，观众看了半天不知道电影想表达什么，只能记住几个漂亮的慢镜头和几句听起来很有哲理但没有上下文支撑的台词。
张震这个角色在电影中唯一的作用，就是让观众惊叹“这打戏真帅”，然后继续一头雾水地看下一段不知道要讲什么的剧情。这不是艺术，这是导演水平的缺失。
宫二的复仇线更是重量级的问题。
章子怡饰演的宫二是整部电影里唯一一个有着完整情感弧光的角色。她是东北八卦掌宗师宫羽田的女儿，在父亲被汉奸马三杀害后，她退掉婚约，入道不嫁，发誓终生不传艺，孤身追杀马三。
火车站那场复仇戏拍得极具张力，章子怡的表演也堪称全片最佳。但问题在于：这场复仇完成之后，电影的后半段发生了什么？
什么也没发生。
宫二的复仇线在火车站戛然而止。电影的后半段突然变成了一段莫名其妙的文艺爱情片：叶问和宫二在香港重逢，两个人坐在茶馆里，宫二说：“我心里有过你。”叶问沉默。然后宫二死了。
这就完了？
如果宫羽田的死不值得复仇，那宫二从头到尾的牺牲和悲剧就没有意义。
如果值得复仇，那复仇完成之后，宫二的故事就应当有一个清晰的历史交代。
她父亲死于汉奸之手，这代表着什么？
她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武术世家的传人，在国破家亡的时代中经历了怎样的挣扎和选择？
王家卫给不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只能把她塞进一个俗套的、未果的爱情悲剧里，让她用一句“我心里有过你”来为自己的整个人生画上句号。
这不是对人物的尊重，这是对人物的糟蹋。
一位武学世家出身、为父报仇、终身不嫁不惜入道、背负着国仇家恨的刚烈女子，她的一生被王家卫用一句“我心里有过你”来总结。
这已经不是叙事能力的问题了，这是价值观的问题。
在王家卫的世界里，女性角色的终极意义，永远只能通过她们和男性的情感关系来定义。
宫二的事业、她的复仇、她的信仰、她对父亲和武学的承诺，所有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有没有爱过叶问”。
一个拍了几十年电影的导演，对女性角色的理解如此浅薄，是可悲的。
而更可悲的是，这种浅薄被影评人们吹捧为“深情”和“人文关怀”。
把女性的一生压缩成一句爱情告白，这叫什么人文关怀？
这种叙事上的根本性断裂，暴露了王家卫作为导演的致命短板。
他是一个擅长拍情感戏的导演，擅长拍男女之间那些闪烁的眼神和未说出口的话。《花样年华》里梁朝伟和张曼玉在楼梯间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确实是神来之笔。
但当他试图把这些技巧用在需要历史纵深和政治意识的民国武林题材上时，他捉襟见肘了。
他无法处理“家国天下”这种宏大命题，无法理解“牺牲”和“信仰”这些在他那套中产文艺话语体系里从不存在的概念。
他只能把一切他无法掌握的东西统统剪掉，然后把剩下的那些依旧在他的舒适区里打转的情感碎片拼凑起来，用慢镜头和金句来掩盖叙事的空洞。
这就是《一代宗师》最根本的问题：它不是一部完整的电影，它是一部被剪碎的素材拼贴画。导演王家卫用了十年时间打磨出了一个超级豪华、精工细作的瓷器，但这个瓷器从头到尾都是碎的。他试图用华丽的釉彩来掩盖裂缝，但裂缝就在那里，每一个认真看电影的观众都能看到。
当一部电影连最基本的“讲好一个故事”都做不到的时候，用任何“诗性”“哲意”“美学突破”之类的大词来为它辩护，都不过是皇帝的新衣。
一代宗师的第二个致命问题，是人物塑造的系统性虚假。
《一代宗师》里的叶问是什么形象？
梁朝伟饰演的叶问，从头到尾只有一个表情：嘴角微微上扬，眼神若有所失，带着一种看破红尘的超然和淡定。
佛山沦陷之前，这个表情。佛山沦陷之后，还是这个表情。日本人来了，这个表情。日本人走了，还是这个表情。
叶问仿佛被美化、塑造成了一个先知，他不是普通的人，他是来感受世间苦难的神，因此对一切都是那么的超然和淡定。
这种美化，在电影中非常明显。
电影中，叶问被塑造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存在。
他在沦陷的佛山宁死不屈，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他对妻子忠贞不渝，对对手谦逊有礼，对徒弟爱护有加。
他是武学的化身，是儒雅的代名词，是民国绅士的理想形态，上得了擂台，下得了金楼，穿上长衫是文人雅士，脱下长衫是武术宗师。
但真实的叶问呢？
根据佛山和香港两地的文史档案，以及多位叶问亲传弟子的口述回忆，叶问七岁拜陈华顺为师学咏春，之后到香港读书，期间跟梁壁学了改良后的咏春。但他本人从未上过擂台与任何人较量，更从未与日本人发生过任何冲突。
日军占领佛山期间，叶问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他的家产并没有被日本人抢夺，“金楼被占”的说法找不到任何史料依据。
至于他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拒绝教日本人学拳的桥段，更是彻头彻尾的虚构。
抗战期间，叶问没有表现出任何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行为。他只是像大多数在那个年代艰难求生的普通人一样，苟全性命于乱世。
抗战胜利后，叶问因担任过佛山警察局的职务，在1949年后被迫离开大陆，逃亡香港。
他不是主动选择南下传播咏春，而是为了躲避政治清算。
到了香港之后，叶问最初并没有固定收入，靠朋友接济为生。
他的生活一度陷入困顿，甚至染上了鸦片烟瘾。多位叶问亲传弟子的回忆录中都提到，叶问在香港期间经常出入风月场所，这与电影中那个对妻子忠贞不渝的完美丈夫形象相去甚远。
这是一个身材矮小、抽大烟、逛风月场、从未上过擂台、从未与日本人交过手、因政治原因逃离大陆、在香港教拳为生的武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