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林教授的提议，让任夏顿时一愣。
按照他们原本的计划，是打算先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搜集史料，然后在明年的夏天，举办第一场大型的史料展览，然后便一边持续收集史料，一边持续举办展览。
毕竟史料展览，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持续时间越久效果越好，最好是能和犹太人那样，形成几十年如一日的史料搜集和展览行业。
而想要这么做，就必须要有充足的史料储备，否则展览上几次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展品，对相关历史的研究者，以及对普通民众的吸引力将会大打折扣。
此外，明年夏天的那一场展览，能否在国际舆论场上起到足够的轰动效果，也直接影响后续展览的效果，因此任夏一直和郑若林教授沟通，希望找出一个合适的法子，来打破西方舆论对华的封锁，让更多国家的民众认识到日本人的虚伪和丑陋。
但鲁兆宁先生的加盟，让整个史料搜集进程直接提前半年多就完成了任务，甚至还和国外的一些收藏行业人士建立了很稳固的合作基础。
这样一来，整个史料搜集的事情基本就不需要任夏他们再操心，郑若林教授和任夏商量后，便开始了第一次展览的筹备，想通过这种小型的展览积累经验，同时尝试着和美国媒体打交道，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好的办法。
但无论任夏还是郑教授，全部都没想到，效果居然会这么好。
七万多人参与，两万多条支持留言，十二家媒体的报道。
这在以往，带有官方背景的中国人举办的所有展览之中，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国外对于国内的舆论打压和封锁，早已经是持续了几十年，根深蒂固，难以逾越。
而这次，无疑是在传统的封锁线上，撕开了一个突破口，让美国的普通民众，看到了媒体封锁后的那一面。
而对于在欧洲待了二十多年，对欧美国家那一套身份政治了若指掌的郑若林来说，他看中的不只是这一次的火爆，而是这次火爆背后的风险与机遇。
首先是机遇。
福克斯新闻给的“金陵——被遗忘的奥斯维辛”这个标题，非常吸睛，也非常有煽动性。
很多美国人其实是被这个标题所吸引，才注意到了这场展览，然后前来观看的。
郑若林清楚，福克斯新闻起这个标题，主要还是为了拉着犹太人当大旗，规避一下左翼媒体的指责。
但尽管如此，郑若林也不得不赞叹一句，福克斯果真不愧是美国版本的“心惊报”，这个新闻标题，可以利用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如果能继续举办几场这样有传播力的展览，趁热打铁让这个口号深入人心，那么完全可以形成一种类似于“犹太人大屠杀死难者展览行动”的品牌效应，在其他国家的民众心中更快、更广泛、更深入地传播。
如果真的能够形成一些品牌效应，产生足够的关注度，那事情则变得又不一样起来。
要知道，长期袒护日本人，是民主党为首的左翼阵营，右翼阵营对日本的态度虽然比左翼略强，但总体上是持一种孤立的中立性态度。
如果这场展览真的产生了足够影响，对于右翼来说，他们又多了一个可以攻击左翼虚伪叙事体系的方向，这也能让展览活动在后续的开展上获得更多右翼群体的支持。
这是最大的机遇。
第二，则是展览带来的风险。
虽然闹事的只有少数几个休斯顿当地的日裔，但这场展览过后，日本人不可能注意不到。
左翼的民主党媒体，是日本人的最大倚仗，此外被郑若林临时当做挡箭牌的犹太人，会不会被日本人分化拉拢，不再和己方步调一致的开展展览呢？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如果是那样，那这次展览说不定还会引起日本人对后续展览的破坏和阻挠。
风险与机遇并存。
挂断电话，任夏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郑若林的话像一颗石子投进湖面，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
美国人愿意看，愿意听，愿意信，不是因为中国的声音突然有了穿透力，而是因为这次展览找到了一个让美国人无法拒绝的角度：把南京大屠杀装进“被遗忘的奥斯维辛”的叙事框架里。
这不是真相的力量，这是叙事框架的力量。
犹太人花了几十年，把奥斯维辛变成了人类苦难的通用符号。任何人想讲述自己的苦难，都得先从这个符号里借火种。
郑若林这次借到了，而且福克斯给的那个标题，又让这扇门多开了一条缝。
但门不会一直开着。
任夏太清楚日本人的反应速度了。
当年张纯如的书刚在美国火起来，日本外务省立刻拨款数百万美元，资助了一批美国学者写“修正主义”著作，专门淡化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那些书被塞进大学图书馆，被引用于学术论文，被右翼媒体拿来当“客观中立”的证据。一套组合拳下来，《南京暴行》的热度被消解了大半。
这次展览的规模虽然不大，但七万人、十二家媒体、福克斯的三分钟报道，这个声量已经足够惊动东京了。
他不能让郑若林孤军奋战，不能让刚刚撕开的口子再被缝上。
问题是，怎么打？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BJ的秋天来得干脆，傍晚的风已经有了凉意，路灯刚亮起来，在灰蓝色的天幕下连成一条暖黄色的河。他盯着那条河，脑子里飞速转着。
日本人的反击套路他很清楚：
第一步，通过左翼媒体质疑展览的“政治动机”，贴上“中国政府宣传工具”的标签；
第二步，资助几个“独立学者”出来说话，用看似中立的学术语言质疑史料的真实性；
第三步，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施压，暗示这种展览会“损害美日同盟关系”。
这三步，虽然老套，但是管用。
左翼媒体是民主党的基本盘，学术包装是消解真相最有效的手段，美日同盟更是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基石。
日本人不需要赢，他们只需要把水搅浑，让美国公众觉得“这件事很复杂、几句话说不清”，就算成功了。
任夏点了一根烟。
不能守，只能攻。守是守不住的。郑若林说得对，必须趁热打铁，趁着日本人的反击还没有完全展开，趁着福克斯那个标题的热度还在，趁着美国右翼还在为那几篇影评兴奋，必须把战火烧到日本人那边去。
但攻也要有攻的章法。乱打一气，只会浪费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声势。
他把烟掐灭，重新坐回桌前，打开一个空白文档，开始敲字。
“对日舆论战的三个突破口：”
“一、慰安妇问题。韩国人已经走在前面，尹美香和挺身会的经验可以借鉴。美国人对‘性暴力’这个议题极度敏感，这是左翼自己竖起来的靶子。让他们自己打自己。”
“二、731部队。知道这个的人更少，但杀伤力更大，应当有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出现，把这件事真实、完整地呈现出来。
“三、南京大屠杀与纳粹大屠杀的对比框架。继续深化‘被遗忘的奥斯维辛’这个概念，把日本和德国绑在一起比较。
他停下来，看着屏幕上的三条，沉默了很久。
这三条，每一条都能打。但每一条都需要资源：人力、物力、媒体渠道、政治人脉。
郑若林在欧洲二十多年，积累了不少资源，但远远不够。环球时报能提供的支持也有限。
他需要更多的盟友。
而眼下，最有可能成为盟友的，就是理查德和他背后的右翼网络。
但理查德这个人，任夏接触了几次，已经摸得很清楚了：精明、自私、资历深厚，但骨子里是个商人。他帮助任夏，不是因为同情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而是因为任夏帮他打了左翼。如果任夏不能持续提供价值，他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这枚棋子。
这就是右翼的本质：他们不是朋友，他们只是恰好在某些议题上和你站在同一边。一旦风向变了，他们会第一个调转枪口。
所以，和理查德打交道，不能靠交情，只能靠利益。必须让他觉得，继续支持这件事对他有好处。
任夏正在盘算的时候，手机响了。
来电显示是一个美国号码。他看了一眼，嘴角微微弯起。
说曹操，曹操到。
“理查德主编。”他接起电话，语气平淡。
“任先生。”理查德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那种老派媒体人特有的沉稳和一丝难以掩饰的急切，“恭喜你们的展览，我看到了报道。”
“托您的福。”任夏说，不卑不亢。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轻笑，然后话锋一转：“任先生，我们上次谈的事情，我想现在是时候继续了。DJT先生对您在影评中展现的才华印象深刻，他认为您是少数真正理解美国文化战争的人。”
“过奖了。”
“不是过奖。”理查德的声音认真起来，“任先生，我就直说了。DJT先生即将宣布参选，时间定在下个月。但现在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好莱坞。”
任夏没有说话，等着他继续。
“好莱坞是民主党的铁票仓，这您知道。从演员到导演，从制片人到发行商，整个产业链都被左翼控制着。DJT一旦宣布参选，好莱坞会倾巢而出。”
“他们甚至不需要直接提他的名字，只需要在电影里把反派塑造成‘疯狂的右翼富豪’，观众就会自动对号入座。”
任夏当然知道。他比理查德更清楚好莱坞的威力。
2016年大选期间，好莱坞几乎全员出动为希拉里站台，从梅丽尔·斯特里普到乔治·克鲁尼，从碧昂丝到Lady Gaga，把DJT塑造成了一个小丑、一个暴君、一个疯子。
那场文化围剿的烈度，在美国历史上空前绝后。
但DJT还是赢了。
不是因为他战胜了好莱坞，而是因为好莱坞的围剿反而帮了他——它证明了DJT是“体制外的人”，是被精英们恐惧的人。
而美国中西部那些被全球化抛弃的白人工人，要的就是这样一个能把精英们气得跳脚的人。
不过这些话，任夏不会告诉理查德。
“所以，您需要什么？”他问。
“我们需要您上次说的那个计划。”理查德的语速快了起来，“您说可以分化好莱坞，让好莱坞不成为DJT的敌人。我们需要知道怎么做。”
任夏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
“理查德先生，”他开口了，语气平静但带着一丝冷意，“您是在向我要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