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小松感觉公知们的时代快结束了，但任夏的猛攻还在继续。
11月8号，也就是第二期视频刚刚上线5天，热度还在攀升，呼吁追责的声音刚刚兴起的时候，任夏就抓住时机，让陈宇悄然上线了《真相》系列的第三期视频。
没有提前预告，只是在8号的上午7点，一张非常有视觉震撼力的海报，出现在了B站的首页上。
海报主要色调是黑色和红色，正中央是一个巨大的、带着血痕的美钞符号。
符号下面，是一排排模糊的人影剪影，有背着书包的学生，有提着工具箱的工人，有抱着婴儿的妇女，有穿着西装的商人。他们的身形都微微佝偻着，像是在承受某种看不见的重压。
海报下面，一行血红色字体格外醒目。
“他们贩卖的，不只是谎言。”
8点整，海报消失，一个视频的封面出现在首页上。
封面是一张拼贴画：无数张脸，年轻的、苍老的、男人的、女人的、恐惧的、麻木的、绝望的。那些脸被一条条锁链串在一起，锁链的尽头握在一只戴着金戒指的肥硕手掌里。
视频标题只有一行字：《真相》系列第三期——在美华人被骗实录。
画面亮起。
一间狭小的、没有窗户的隔间。
墙壁上贴着发黄的墙纸，边角已经翘起，露出下面斑驳的石膏板。角落里有一台窗式空调，嗡嗡地响着，吹出来的风带着一股霉味。一张床垫直接铺在地板上，上面堆着揉成一团的被子和几件衣服。一只敞开的行李箱靠在墙边，里面的东西乱七八糟地塞着，一条丝巾的角被箱盖夹住，垂在外面。
一个年轻女孩坐在床垫上，抱着膝盖。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卫衣，领口松松垮垮地挂在锁骨上。头发随意地扎在脑后，有几缕散落下来，贴着脖子。她的脸很小，五官清秀，但眼袋很重，嘴唇干裂，皮肤呈现出一种不见天日的苍白。
画外音响起，是她的声音。很年轻，带着一点南方口音，软糯的，但此刻沙哑得像砂纸，每一个字都要用力才能从喉咙里挤出来：
“我叫程雨，鸢城人。2012年，我从上海一所大学毕业，申请了纽约一所设计学院的研究生。我爸妈都是普通工薪阶层。为了供我出国，他们把多年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
鸢城，一套老式三居室。客厅的陈设朴素得近乎简陋。一张老式的布艺沙发，扶手上的布料已经磨得发亮。茶几上铺着钩花的白色盖巾，上面压着一块玻璃。电视柜是九十年代的样式，柜门关不严，用一根橡皮筋绑着。墙上挂着一幅十字绣，绣的是“家和万事兴”。
程雨的母亲坐在沙发上，面对着镜头。她穿着一件碎花衬衫，领口的第一颗扣子严谨地系着。头发烫过，是新烫的，还带着发廊里那种药水的味道，显然是为了这次拍摄专门去做的。她的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手指互相攥着，指节发白。
“我们想着，女儿有出息。”
她的声音有些发颤，但脸上带着一种努力维持的笑容。那种笑容，是那种“我不能哭，我要让女儿看到我很好”的笑容。
“去美国读研究生，学设计，将来能找个好工作。我们苦一点没关系。”
她说到“苦一点”的时候，嘴角的笑容终于挂不住了，微微向下撇了一下。但她很快又把它拉回来，像拉一根快要断掉的橡皮筋。
程雨的父亲坐在旁边。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Polo衫，领口松垮垮的，洗得颜色都发白了。
自始至终，他没有说一个字。
茶几上摆着程雨出国前的照片。照片里，她穿着学士服，站在大学校门前，笑得很灿烂。阳光照在她脸上，眼睛亮亮的，像两颗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黑石子。
画面切回纽约。
程雨的脸，在隔间惨白的灯光下，像一朵正在枯萎的花。
“刚到纽约的时候，一切都很好。”
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回忆一个很久以前的梦。
“我住在学校宿舍，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其中有一个女孩，叫Tina。她是美籍华人，家里在法拉盛开超市。她对我特别好，带我吃饭、逛街、参加派对。她说，在美国，社交很重要，人脉就是一切。她还说，我们都是在两种文化之间长大的人，应该互相照应。我觉得她特别懂我。”
画面里出现了程雨刚到美国时的照片。时代广场的霓虹灯下，她穿着那条白裙子，对着镜头比了个V字。旁边站着Tina——长发披肩，妆容精致，穿着一件剪裁考究的黑色连衣裙，挽着程雨的胳膊，脸贴着脸。
“Tina的朋友圈，都是那种很光鲜的人。她们穿名牌，背名包，去米其林餐厅打卡，在汉普顿租别墅开派对。我看着那些照片，觉得自己特别土。Tina说，你也应该对自己好一点。她说，你学设计的，形象就是你的名片。你穿得土，别人怎么相信你的审美？”
画面切换。纽约第五大道，一家奢侈品店的橱窗前。程雨站在那里，看着里面一只包。她的手插在口袋里，攥成拳头。镜头推近她的脸。她的嘴唇紧紧抿着，眼睛里有一种复杂的、挣扎的光。
她站了很久。然后推门走了进去。
“我买了第一只包。三千美元。然后，有了第二只。第三只。”
画面里，程雨的衣柜被打开。里面整整齐齐地挂着十几只名牌包，每一只都套着防尘袋。
“信用卡的额度用完了。Tina说，没关系，她认识一个做金融的朋友，可以借钱给我周转。利息不高。我没多想，就借了。”
“有一天晚上，Tina带我去参加一个私人派对。在布鲁克林的一家地下酒吧里面。灯光很暗，音乐震得人胸口发闷。她递给我一粒药片。我说这是什么。她说，别紧张，大家在派对上都会用，能让你放松。我看着周围，所有人都在笑，都在跳舞，都很快乐。我吃了。”
她的声音开始发抖。
“那种感觉，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像所有的恐惧、焦虑、压力，一瞬间全消失了。我觉得自己飞起来了。那是我来美国之后，第一次觉得轻松。”
她深吸了一口气。
“从那以后，Tina经常带我去那种派对。每次都有新的东西。药片，粉末，注射器。我试了越来越多。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上瘾的。我只知道，没有那些东西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像被抽空了。睡不着，吃不下，浑身像有蚂蚁在爬。”
画面切换。一组蒙太奇。程雨在不同的派对上，不同的房间里。她的脸越来越瘦，颧骨越来越高，眼窝越来越深。她的眼神从明亮变成涣散，从涣散变成空洞。
“我开始欠更多的钱。买药要钱，还利息要钱。Tina说，没关系，她可以帮我。她说，你帮我送点东西，我给你抽成。送一次，够你用一个礼拜。我问她送什么。她没说话，只是把一个包裹递给我。里面是一袋袋白色的小塑料袋。”
程雨的声音碎成了片。
“我知道那是什么。但我已经不在乎了。我需要钱。我需要药。”
画面切换。纽约皇后区，凌晨两点。程雨站在一个昏暗的街角，穿着连帽衫，帽子压得很低。一辆车停在她面前。车窗摇下来，一只手伸出来。她把一个小塑料袋递过去，那只手把一卷现金塞给她。车子开走。她把钱塞进口袋，转身消失在巷子里。
“那时候，我已经很久没去学校了。学费没交，签证过期了。我成了一名黑户。我爸妈不知道。每次打电话，我还跟他们说，我很好，学习很好，一切都很好。”
画面切换。纽约，法拉盛，一家按摩院的门口。粉红色的霓虹灯在夜色里闪烁着暧昧的光。程雨站在门口，穿着一件廉价的风衣，嘴唇涂着艳红的唇膏。她的脸很白，白得像纸。颧骨高高突起，眼窝深陷。
“后来，Tina说，送货不够快了。她说，有一个来钱更快的办法。她带我去见了一个人，是借给我钱的债主。债主说，我欠的钱，光靠送货还不上。但他可以给我一条路。在他的按摩院里接客。来钱快，而且安全，因为是自己人的地盘。我没得选。”
她的声音彻底哑了。
“我在那家按摩院待了四个月。每天十二个小时。大部分钱被债主抽走，剩下的还债。但永远还不完，因为利息在涨。而且，我需要钱买药。我的瘾越来越大了。”
画面切换。纽约，一间审讯室。灯光是惨白的。程雨坐在一张金属桌子后面，对面是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她的手铐在桌上，手腕细得像两根枯枝。
她的脸已经完全脱了相，眼窝深陷，颧骨高耸，嘴唇干裂。她穿着一件橙色的囚服，领口松松垮垮地挂在锁骨上。
“2013年11月7日，我在皇后区送一批货的时候，被警察抓住了。人赃俱获。他们在我身上搜出了两百克冰毒。按照纽约州的法律，这是B级重罪。量刑标准，六到二十五年。”
她的声音平静得可怕，像在念一份跟自己无关的文件。
“我在看守所里待了三个月。那是我来美国之后，第一次戒毒。没有药。冷。浑身疼。整夜整夜睡不着。我想过死。”
她停住了。
画面切换，鸢城，程家。
画外音响起，是程雨母亲的声音，沙哑，破碎：
“接到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做晚饭。那边的人说，你女儿在纽约被捕了，涉嫌贩毒。我说，你们搞错了。我女儿在美国读书，读设计。后来有使馆人员联系我们，我才敢相信。”
她的声音开始发抖。
“那边的人说，你需要请律师。我说，多少钱？他说，至少几万美元。我说，好。”
画面切换。上海，程雨家的老式公房。门口贴着一张“此房出售”的牌子。红底白字，刺眼得像一道伤口。镜头推进窗户，里面已经搬空了。客厅里只剩下程雨出国前的那张照片，孤零零地立在窗台上。
“我们把房子卖了。一百四十万，折合美元，二十万出头。这辈子攒下的，全在那套房子里面了。”
程雨母亲的声音碎得不成句子。
旁白响起，冷静，克制：
“程雨的父母聘请了一位华人律师。律师费，五万美元。保释金，十万美元。他们带来的二十万，已经去了大半。”
画面切换。一间律师事务所。程雨的父母坐在律师对面。律师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华人男性，戴着金丝边眼镜，说话慢条斯理。
“程先生，程太太，我必须把话说在前面。这个案子，难度很大。人赃俱获，没有太多辩护空间。我们能做的，是尽量争取减刑。但这需要时间，需要钱。”
程雨的父亲开口了。这是他整个视频里第一次说话。声音沙哑，像砂纸刮过木板：
“要多少？”
律师沉默了片刻。
“预审、动议、陪审团遴选、庭审、量刑听证。整个流程走下来，至少还需要十万到十五万美元。”
程雨的母亲低下头。她的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互相攥着，指节发白。程雨的父亲没有说话。他只是坐在那里，双手放在膝盖上，手背上青筋暴起。
过了很久，他开口了。只有一个字。
“好。”
画面切换。纽约，一间狭小的出租屋。程雨的父母暂时住在这里。房间很小，放了一张床和一个塑料衣柜之后，连转身都困难。墙上贴着从国内带来的年历，上面印着家乡的山水。
程雨的父亲坐在床边，面前摊着一本电话簿。他戴着老花镜，一个一个号码地拨过去。他的英语只会几个单词，每拨通一个电话，他就把话筒递给旁边的翻译——一个在华人社区做义工的留学生。
“喂，你好，我想找一份工作。洗碗，搬货，扫地，什么都行。”
画面变得黑暗，程雨的故事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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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切换。
洛杉矶，西木区。
一个长发女孩坐在咖啡馆里。她穿着一件简单的白T恤，没有化妆。她的五官很好看，是那种走在校园里会有人回头的好看。但她的眼睛里有一种跟她年龄不符的、看透了什么的平静。像一潭死水。
她叫苏茜。二十三岁。
“我是2011年来美国的，在UCLA读本科。”
她的声音很平，平得像一面没有风的湖。
“在国内的时候，我爸妈管得很严。几点回家，跟谁出去，穿什么衣服，都要管。我爸是中学老师，我妈是公务员。我们家住在家属院里，邻居都是同事。谁家孩子考了多少分，谁家孩子谈了恋爱，全院都知道。”
画面里出现了苏茜在国内的照片。她穿着校服，站在学校门口，背挺得笔直。脸上没有笑，但眼睛里有一种被压抑着的、跃跃欲试的东西。
“来了美国之后，我觉得自由了。终于没人管我了。我可以穿我想穿的衣服，交我想交的朋友，去我想去的地方。我觉得我活了。”
她的嘴角微微弯了一下。那个弧度很淡，几乎看不出来。
“大二的时候，我在一个派对上认识了一个美国男生。他叫Ryan。金发，蓝眼睛，会弹吉他。笑起来的时候，像加州阳光一样。”
画面里出现了一张照片。苏茜和Ryan的合影。两个人脸贴着脸，笑得很甜。Ryan确实很好看，典型的加州阳光男孩，眼神清澈，牙齿洁白。苏茜靠在他肩上，笑得很灿烂。那是她在这段视频里，唯一一次笑。
“他追我。很浪漫的那种。带我去海边看日落，在沙滩上弹吉他给我听。我宿舍楼下有一棵蓝花楹，他每天早上在那棵树下等我，手里拿着一杯热咖啡。我沦陷了。”
苏茜的声音依然平静。但她的手，开始无意识地转动着面前的咖啡杯。转一圈，停下来。再转一圈。
“Ryan带我参加各种派对。他的朋友们都很酷，玩音乐的，画画的，拍电影的。他们抽大麻，喝酒，聊艺术，聊人生。他们讨论存在主义、讨论禅宗、讨论意识的边界。我觉得自己终于活成了我想要的样子。我觉得我终于跟那个家属院里被所有人盯着的乖乖女，彻底告别了。”
她的手指停了下来。
“有一天晚上，Ryan递给我一粒药片。”
她看着窗外。洛杉矶的阳光明亮得刺眼，把她的脸照得近乎透明。
“他说，这是MDMA。会让你更快乐。我犹豫了一下。他看着我，说，别担心，大家都在用。是帮你打开自己的工具。他说，你不是想要自由吗？自由的第一步，就是放下恐惧。”
她停住了。咖啡馆的背景音乐是一首慵懒的爵士乐。窗外，一个年轻女孩骑着自行车经过，车筐里放着一束向日葵。
她的声音依然平静，但她的眼睛红了。
“从那次之后，Ryan又带我试了。他说，每一种都是一种不同的体验。我信了。我觉得他在引导我，在爱我。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真正懂我的人。”
画面切换。一个昏暗的房间，彩色的灯在旋转。音乐震耳欲聋。一群年轻人在跳舞。镜头扫过苏茜的脸。
Ryan在她旁边，搂着她的腰。他的嘴唇贴在她耳边，在说什么。她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