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整个香港社会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人，对内地都有着一种难以言明，但却真实存在的优越感。
他们自诩所谓文明和法治社会，总是习惯于站在道德高地对内地的各种现象指指点点。
那些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被他们渲染成种种政府的罪状，来为自己的优越感添油加醋。
那些发展取得的成绩，他们却一言不发，从不报道。
即便那些一家人挤在十几平米鸽子笼中的香港人，也总觉得自己高内地人一等，更不用说以影视圈为代表的香港文化精英们了。
香港回归以后，原本已经濒死的香港影视行业吃到了内地电影市场的第一口红利，才侥幸苟延残喘了几年。
但仍有大量的香港影视行业工作者，动辄对内地指手画脚，在和内地演员合作中，总是一副盛气凌人，高高在上的样子。
这种现象，在过去十几年中非常之普遍，甚至成了某种习惯。以至于香港人从来没想到过，自己也会有被内地人批评的时候。
而现在，任夏通过影评对香港社会的批评，对于香港人来说就像是被一个从来没有看得起的穷小子突然扇了一巴掌一样。
港圈的导演，明星，乃至于媒体们，先是措手不及，随后陷入了恼羞成怒的情绪中。
这场舆论风暴，裹挟了几乎香港所有主流平面媒体和电视台、电台，甚至可以说是点燃了整个香港的怒火。
《苹果日报》头版头条的标题，用足了当年香港街头小报最擅长的煽动手法——《大陆影评人踩场：王家卫被屈“殖人”，港片尊严重创》。
一个“屈”字，既暗示任夏的指控是冤枉，又暗讽内地动辄给人扣政治帽子的作风。
同一日的娱乐版更是火力全开，整版大红标题赫然写着《任夏点名批港圈37人，网民扬言“港产片北上末日”》，直接将一场电影批评定性为对整个香港电影产业的政治围剿。
配图是王家卫在《一代宗师》片场的一张旧照，图说写的是：“墨镜王昔日风采，如今竟成罪证？”
《东方日报》的社论版打出了更具挑衅意味的标题——《谁给了任夏“审判”香港电影的权力？》。副标题直指核心：“一部40亿票房爱国片，竟成文化霸权敲门砖？”
文章开篇便阴阳怪气地写道：“内地某位新晋‘民族英雄’导演，靠着贩卖国难赚得盆满钵满，如今摇身一变，竟成了华语电影的‘太上导演’。
他说徐克不懂主旋律，于是《智取威虎山》成了反面教材；他说王家卫是殖民地精英，于是《一代宗师》变成了精神鸦片。
按他这套逻辑，全香港导演有一个算一个，哪个不是他笔下该被清算的‘殖人余孽’？”
《明报》的标题相对克制，但立场同样鲜明——《从电影批评到政治定调：评任夏的“宗师之死”》。
文章由该报资深文化评论人执笔，以看似客观冷峻的笔调写道：“任夏先生对《一代宗师》的批评，表面上是对一部电影的美学审判，骨子里却是对整个香港电影叙事传统的政治定性。”
他用‘殖民地文化精英’这顶帽子，将王家卫、徐克乃至几代香港电影人的艺术探索，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不是批评，这是公审。
《星岛日报》选择从产业角度切入，标题同样耸动——《港产片北上二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文章忧心忡忡地写道：“任夏的影评一出，内地网络舆论对港产片的敌意骤然升温。”
港产片用了二十年时间，千辛万苦才在内地市场站稳脚跟，如今可能因为一个人的几篇影评，就前功尽弃。”
《经济日报》更是直接将矛头指向了任夏背后的资本力量，刊文《文化批判还是市场狙击？》。
文中阴阳怪气地暗示：“任夏此次对港产片的集中开火，时间点耐人寻味。他的B站影视公司正有多部主旋律战争片和悬疑片在筹备中，而港产片一直是内地电影市场的重要竞争者。”
借民族主义大旗打击竞争对手，这在商场上是屡见不鲜的套路，只是任夏的手段更加高明，他只需要动动笔杆子，就能让对手的片子还没上映就先背上‘政治不正确’的恶名。”
电台方面同样不甘寂寞。商业电台《光明顶》节目连续三晚开设专题讨论，主持人陶杰以他一贯的尖酸刻薄火力全开：
“我话畀你听，任夏呢种人，就系内地呢几年‘民粹主义’泛滥嘅产物。佢靠乜起家？靠骂人！骂完鲁川骂张艺谋，骂完张艺谋骂冯小刚，国内嘅大导演俾佢骂过一轮，冇嘢好骂啦，于是就嚟骂香港导演。点解？因为香港导演好恰嘛！香港电影人冇后台、冇靠山，骂你唔使负责任㗎！”
他在节目中用了一个极为恶毒的比喻，此言一出，立刻在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
无线新闻在晚间新闻中用足足两分钟报道了这场论战。
画面在任夏的照片和香港导演们愤怒的声明之间来回切换，旁白用了一种刻意营造的客观语气：“内地影评人与香港电影界爆发罕见骂战，涉及政治、历史、文化多重争议，华语电影圈分裂加剧。”
有线新闻则播出了街头采访片段。一位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市民对着镜头激动地说：“佢凭乜嘢批评港产片？佢识广东话咩？佢知唔知我哋香港人睇乜嘢长大嘅？佢根本唔了解香港，有乜资格指手画脚？”
另一位中年受访者更直接：“任夏？哦，就系拍南京大屠杀嗰个呀？拍爱国片赚钱冇问题，但赚钱之余仲要踩人上位，就唔该佢收声啦！”
一时间，从报章到电视，从电台到网络，香港主流媒体几乎以全阵型的方式，对任夏发起了一场铺天盖地的舆论围剿。
那些标题和措辞，早已超出了正常文艺争论的边界，充斥着政治指控、人身影射和赤裸裸的地域对立情绪。
整个香港舆论场仿佛被灌入了一种集体狂热，将任夏描绘成了一个面目狰狞的“文化劫匪”，他带着40亿票房的光环和内地民族主义的背书，要来亲手埋葬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最后尊严。
这种集体狂热，甚至让内地媒体对任夏的批评关注度都转移了，因为更多的网民都在好奇，任夏的批评为什么会引来香港媒体和社会这么大的反应。
内地网民对于香港的看法和认识，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演变过程。
从香港回归的那一年算起，当时的观众对香港的认知，还停留在录像厅和翡翠台的影像里。
《射雕英雄传》的郭靖黄蓉、《上海滩》的许文强冯程程、《英雄本色》的小马哥。
这些角色构成了一代人对香港的全部想象。
那是富裕的、洋气的、自由的香港。铜锣湾的霓虹灯比上海南京路亮得多，旺角的夜市比北京王府井热闹得多，维多利亚港的天际线比任何一座内地城市都更像“现代化”的样子。
更重要的是，那是被国内网民们认为是自己人的香港。
教科书上写着“洗雪百年国耻”，新闻里反复播放着驻港部队官兵挺拔的身影，晚会上那首《东方之珠》唱得多少人热泪盈眶。
同胞、血脉、一家人，这些词不是外交辞令，是真真切切的情感。
那时候内地人去香港还不方便，但每一个去过的人回来都会被围着问：香港是不是真的那么繁华？香港人是不是很好？
2003年，SARS肆虐，香港经济跌入谷底，中央政府开放自由行，把香港从泥潭里拽了出来。
铜锣湾的商铺挂出“欢迎内地旅客”的横幅，尖沙咀的导购操着生硬的普通话招揽生意，迪士尼乐园里挤满了操着各种口音的内地游客。
那时候的内地人，口袋里还没今天这么鼓，但花钱从不手软。对于他们来说，在香港购物不仅仅是消费，更是一种情感的投射：这是自己家的地方，多花点钱怎么了？反正肥水不流外人田。
但感情的裂缝，正是在这些看似融洽的交往中悄然滋生的。
内地游客发现，那些笑着接过信用卡的导购，转过身去就会用粤语和同事抱怨“北姑又来了”。
茶餐厅的伙计对讲普通话的客人爱答不理，对讲粤语的客人和讲英语的鬼佬却笑脸相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