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绍进这个角色需要一个能演传统知识分子父亲的人，任夏和濮存新在《南京照相馆》中已经有过合作，照相馆老板金承宗身上那种沉默、坚韧、在乱世中竭尽全力守护记忆底片的精神，与张绍进这个角色虽然有一些身份差异，但在骨子里他们是同一种中国人。
吕中则是任夏反复比较之后选定的张纯如母亲张盈盈的扮演者。
齐藤邦彦的角色还在寻找合适的日本男演员。
任夏倾向于香川照之，因为他不仅在日本国内有足够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他愿意出演直面日本侵华历史的作品。
一个日本国籍的演员在扮演一个不得不当众否认历史的人时，能形成一种独特的戏剧张力和超出电影本身的影响力，但这部电影太过敏感，任夏打算让金驰在美国试着发出邀请。
布雷特的角色金驰还在美国那边联系着，已经有几个初步的人选反馈回来，等再过一轮面试就能定下来。
最难的，是张纯如。
这个角色太特殊了。
在演技上，她必须能够呈现一个从充满理想的年轻作家到被历史黑暗面吞噬的精神崩溃者的完整弧线；这个弧线不是从A点到B点的线性滑落，而是一个不断在外部战斗与内部瓦解之间反复摇摆的钟摆。
她在电视上逼问日本大使时的坚定，和在凌晨三点抱着膝盖坐在书房里把笔记反复划掉又重写时的自我怀疑，是同一个人、同一段人生、同一个灵魂在不同光照下的两个切面。
那种坚定不是没有裂缝的，在图书馆里翻阅日军文件时她的手指停在某一格照片上一动不动，这个定格的动作里同时包含着研究者面对史料的必要抽离和一个人正在被无法回避的结果重新组装的过程。
任夏为了这个角色，甚至一度放下了那些被圈内视为更稳妥的选择，翻阅了大量边缘女演员的资料，始终在问自己同一个问题：这个人站在那里，观众会相信她就是张纯如吗？
除了演技之外，在个人私德上，任夏对这个角色同样给了很高要求：公众形象必须干净、正面，没有任何崇洋媚外、贬低祖国或涉及敏感政治言论的记录。
单是这两条，就筛选下去了圈内80%的女演员，包括那几位知名的大青衣，因此任夏选角用了很长时间，才看中了吴越。
吴越的公众形象在圈内是出了名的干净。她出道多年，从不炒作，从不蹭红毯，从不参与任何可能引发争议的话题。她的微博除了宣传作品，就是记录日常生活的琐碎片段。
她没有结婚，没有绯闻，没有任何可以被拿来攻击她的私生活话题。她只是安安静静地演戏，一年接一部，或者一部都不接。这种干净，在娱乐圈里近乎奢侈。
一番寒暄过后，工作人员把剧本发到了每个人的手上。
吴越翻开第一页，看到派拉蒙的标识和“张纯如传”四个字时，整个人愣住了。
好莱坞六大之一，国际合拍片，主角，居然能够和自己这么一个不温不火的女演员扯上关系？
她下意识抬头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濮存新和吕中，两位人艺前辈，她的父母角色。心脏猛地跳了两拍。
这样的阵容，这样的题材，她清楚自己接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一个有可能成为她演艺生涯代表作的角色！
她把剧本压在胸口，手指微微发抖。深吸一口气，低头重新翻开第一页，从头，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试戏很快开始，第一场，是张纯如去中国采访幸存者前夕，在书房里和父母的对话。濮存新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本翻旧了的笔记簿，沉默了很久才开口，只说了一句：“路上小心。”
他把笔记簿递过去，又补了一句：“给你整理了一点资料。父母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至少能让你在那边多些底气。”
整个过程他的视线都没离开女儿的脸，但语调压得很低，像是怕多说一个字就会把女儿往前推得太远。
吕中站在旁边，一直没有插话，直到濮存新把笔记簿递过去的那个瞬间，她忽然别过脸去，像是在忍住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走上前把女儿的大衣领子仔细抚平。
吴越接过笔记簿，低头看着父亲密密麻麻的字迹，手指从纸面上轻轻划过。剧本里写的是张纯如翻看笔记，然后抬头对父母说“谢谢”。
但她没有按剧本演。她没有抬头。她只是把笔记簿合上，双手握着贴在胸口，嘴唇动了动，没有声音。那个无声的“谢谢”比任何台词都更沉。
任夏的眼神立刻亮了起来。
第二场试戏是张纯如从中国采访回来后，独自在书房整理幸存者口述录音的独白场景。
没有对手演员，只有一盏台灯、一沓笔记和一支录音笔。吴越坐在道具桌前，按下录音笔的播放键。
虽然这只是试戏，录音笔里什么都没有，但她听了很久。她的表情从专注，到眉心微微蹙起，到嘴唇紧紧抿成一条线，到眼眶泛红但泪水始终没有掉下来。
然后她摘下耳机，用笔在本子上写了几行字。写完之后她停了一下，又把她刚才写的那几行字划掉了，在旁边重新写了一行。
整个过程没有一句台词，但所有人都看懂了：她在采访幸存者时听到了什么，她在写初稿时试图用更理性的词汇去复述那些内容，然后她发现那条路行不通，有些真实发生在人身上的事，被写进历史时必须保留它们被讲述时的温度和伤口。
两场试戏结束，任夏彻底放下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