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生，”陈默忽然开口，“朱韵说你做了三十多年交易。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你说。”
“你在做交易的时候，最怕什么？”
老郭没有立刻回答。
他走了几步，经过一棵被晒得发蔫的芒果树，树荫落在他肩上又滑下去。
他看着朱韵的背影。
那个发髻，那支簪子，那双踩着中跟鞋稳稳当当走路的脚。
她的步速不快不慢，每一步都踩在人行道的灰色地砖缝里，精准得像节拍器。
她走路的方式和她做交易的方式一模一样，不追涨，不杀跌，永远踩着自己的节奏。
“最怕我自己。”老郭说。
“怎么讲？”
“怕我在该割的时候不割，在该拿的时候拿不住，怕我明明定好了规矩，到了盘中全忘了。
怕我赚了三笔就觉得自己是天才，赔了三笔就觉得自己是废物，怕我被贪婪和恐惧来回牵着走，却假装自己是在做分析。”
老郭转过脸看着陈默，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带着被时间打磨过的分量，“市场不可怕。
可怕的是坐在市场对面那个你。”
陈默沉默了一会儿。
他的手无意识地捏着矿泉水瓶，发出细微的塑料摩擦声。
他想起自己在阿布扎比做能源贸易的那些年，见过太多被贪婪和恐惧撕碎的人。
有人在油价暴涨时疯狂囤货，结果被随之而来的暴跌打穿仓位。
就连回中东的机票都买不起。
有人在油价低迷时恐慌抛售，结果错过了后来十年一遇的大反弹，后悔得把办公桌上的键盘砸成了两半。
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是在和市场做交易，他们是在和自己的影子搏斗。
“所以你活下来了。”陈默说。
这不是一句恭维，而是一个结论。
中午十一点半，阿福酒楼的大堂刚开始热闹。
水磨石地面刚拖过，泛着一层湿润的光泽，空气里混着消毒水和柱侯酱的味道。
朱韵的好闺蜜苏芮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手机，耳边的蓝牙耳机一闪一闪的。
她今天穿了一件黑色Polo衫配深蓝牛仔裤，头发扎成利落的马尾，左边的袖子卷到小臂，露出晒得微黑的皮肤。
看到朱韵一行三人，她摘掉耳机，笑得露出了两排牙齿。
“朱经理！郭生！”
她走上来，先跟朱韵碰了碰拳头，然后转向老郭，“郭生，你放在我们酒家的酒有半年了，这次来，我给你起封吧！”
“那谢谢你了！”
苏芮领着三个人往里面走。
她挑的位子在靠窗的角落，头顶正好是一个慢悠悠转着的三叶吊扇。
这个位子离厨房出菜口不远不近，既不会被锅铲声吵到听不清说话，又能第一时间闻到刚出锅的椒盐九肚鱼的香味。
她把菜单搁在桌上，给朱韵倒了杯普洱，给老郭倒了杯普洱，轮到陈默的时候，她停了一下，打量了他一眼。
这个皮肤粗粝、颧骨轮廓分明的中年男人在她的美食街上属于稀有物种——既不像本地公务员，也不像附近写字楼里的小白领。
更不像那些举着自拍杆排队买网红奶茶的年轻人。
“这位是？”
“陈默。
中东回来的，做私募。”朱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