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中旬，上海北郊的军用站台上，一列灰绿色的军列正停靠在那里。
这趟列车从头到尾全是闷罐车和平板车皮，只有中间夹着一节深绿色的客车车厢，车窗上拉着厚厚的墨绿色窗帘，从外面什么也看不见。
车厢两端各站着一名荷枪实弹的战士。
周永年和陆怀民并肩走向站台。
他们身后还跟着两个穿便装的年轻人，是随行北上的便衣警卫，手里各提着一只银灰色的铅封档案箱。
“周总工，陆工，这边请。”一个军官迎上来，敬了个礼，引着他们走向那节保密车厢。
陆怀民跟着走到那节车厢前，车上贴着一张红底黑字的标签：
“国防工业重点物资运输专厢，凭证进入”
军官核验了周永年和陆怀民的证件，又仔细检查了那两只铅封档案箱上的封印，确认完好无损，才侧身让开通道。
“箱子里装的是？”军官低声问了一句。
“技术档案，部里特批随人押运。”周永年答。
军官点点头，没再多问，只是又补了一句：
“车厢里有保险柜，密码你们自己设。沿途停靠任何站点，除了上级命令，这节车厢都不会开门。到了首都，会有专人来接。”
周永年道了声谢，和陆怀民一前一后登上了车厢。
车厢内部是改过的。
原来的座椅被拆掉了一半，靠车厢一端摆了一张固定式长条桌和几把折叠椅，另一端则嵌着一只墨绿色的铁皮保险柜，柜门上有一个四位数的机械密码盘。
角落里还放着一台手摇式电话机，直接连到机车头的调度室。
另一端还有几张收拾地很干净的床铺。
两名便衣警卫把档案箱放进保险柜，周永年亲自拨了密码，又拽了拽柜门确认锁死，才在长条桌旁坐下来。
不多时，汽笛长鸣，列车缓缓启动。
窗外的景色从厂房变成了农田，又从农田变成了成片的稻田。
九月的江南，晚稻正在抽穗，满眼都是沉甸甸的绿。
周永年坐在靠窗的折叠椅上，忽然指着窗外一条几乎被荒草掩埋的老铁路路基说：
“怀民，你看那条路。”
陆怀民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
那是主铁路旁边一条早已废弃的支线，铁轨早就拆掉了，只剩下高出地面的路基和几根歪歪斜斜的水泥枕木。
路基上长满了狗尾巴草，不注意根本看不到。
“那就是老沪宁线的路基，日本人修的。”周永年说：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号，日本人打进上海。那时候我才六岁，我爹是杨树浦发电厂的锅炉工。日本人打过来之前，厂里把设备往内地撤，我爹跟着最后一批撤出来的工人，挑着两副担子，一头是被褥，一头是我和我妹妹，沿着这条铁路往南京走。”
他顿了顿，指着窗外那些已经消失在视线尽头的路基。
“小日本的飞机就在头顶扔炸弹。我爹说，有一回炸弹就落在铁路边上，气浪把他掀出去好几米远，耳朵里流了好几天血。我妹妹吓得直哭，我爹就把我们塞在一座铁路桥的桥洞里，自己趴在洞口，用身子挡着弹片。后来到了南京，以为安全了，结果南京也守不住了，又往武汉跑，往重庆跑。跑了一路，丢了一路，等抗战胜利的时候，家里就剩我和我爹两个人了。”
周永年深吸一口气，忽然笑了，笑得有些酸涩。
“四十三年前，我爹就是沿着这条铁路，挑着担子去逃难，头顶是小日本的飞机。四十三年后，没想到咱们能反过来让他们的技术堡垒塌个角。”
他说着，有些感慨万千：
“这一次，终究是我们赢了。”
陆怀民想了想，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