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文士们面面相觑，有些不敢相信。因为从汉朝开始，儒家和汉族文明所绑定，如果高句丽也是汉人，就说明世界上出现了不受儒家辐射影响的汉人文化圈，也就是说，儒家会从汉人政权的政治体系中解绑，从基础系统变成了一个可以选择的程序，而高句丽就是没有绑定这个程序的另一种发展。
这也是儒家在文明发展上的局限性，因为强调君权神授、伦理纲常，在提供强大的秩序性与合法性，能为现有的君王地位背书时，也较难适应社会急速变化的动荡期，所以在南北朝、五代、金元、明末等大乱世时期，汉家读书人的能力都难以显现，只有建立起了稳固的国家政权，他们才能发挥出最大功效，辅佐新国建立统治。
他们帮君王向下一层层的攫取权力，自己再在这个过程中分润，却没有想着为哪一阶层保留权力，使得权力集中在最上层，强化中央集权的同时，也就让帝国的其他环节变得脆弱，难以应对外部的挑战。
这也是为什么历朝历代最终总是会用儒家治国，原因无他，在稳固统治上实在是太好用了，所有人不需要疑问、只需要服从，无条件的追随儒家所构建的君臣父子夫妻的纲常金字塔，这就以牺牲社会的活力为代价，极大地降低了统治阶层管理社会的成本，许多矛盾都能通过这套真题强行压制或消磨。
但反过来，儒家这套模板是外圣内王的打法，就很难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这也是儒家底层设计所暴露的结构性缺陷，一旦外部的压力过大，那内部的儒家系统就会自动崩塌，它根本承受不了来自外部的重压，所以能看见汉末世人成群结对地投奔曹魏、又抛弃曹魏投奔司马晋。
接着是五胡十六国，北周隋唐，辽人金人蒙古人，乃至元末丐僧和满洲鞑子……
谁赢他们帮谁，他们帮谁谁赢，或许就是最好的注脚。
但高句丽的存在这对这一事实产生了割裂，既汉朝的夫余人将汉朝州郡自行割据了出去，形成了一种与汉朝文化圈相似却不同的国家主义，从这里开始就产生了一种文明之论，即所谓的汉文明，到底是依据血统还是依据文化传承？
如果是前者，那高句丽明显也同属于汉文明，那儒家学者们对于高句丽王女是否可以被纳入宫中的讨论就毫无意义，因为本来就都是汉朝遗民，真·五百年前是一家，属实是重归王化了，所以高殷才用昭姬归汉的典故。
而如果是依据文化传承，那就更落入高殷的圈套。
因为教化是从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传承下来、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儒家精神里的，用后世的思想来评价，所谓的教化就是当大爹教育别人，既然如此，那齐国的儒家们也同样可以把高句丽给教化进齐国的文明体系中，让他们在现实和精神上都成为齐国的藩属国——只要统治者想。
从某种意义上说，高殷这时候就获得了对高句丽进行儒家宗教战争的宣称，要求对方学习自己的先进思想从而不惜付诸武力，比历史上普六茹广以“不遵籓礼”的借口还要好一些。
藩属国毕竟是外国，隔了一层宗主的关系，但有了名义上的共同先祖以及姻亲关系，那未来齐国以上国的姿态讨伐高句丽合情合理，也会让高句丽臣民对于这种入侵的抵御心理比隋军会有所降低，毕竟隋、齐和高句丽之间的关系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