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塔尔图斯。科洛索夫说……他说……”
“说什么？”
国防部长的声音更低。“他说，‘阿萨德总统，你自己看着办’。”
阿萨德转过身，看着国防部长。“我自己看着办。好。那我就自己看着办。”
他走回办公桌前，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给我接戈兰高地。找阿尔瓦雷斯中尉。”
电话响了很多声，接起来。那头是阿尔瓦雷斯的声音，沙哑，疲惫，但很稳。“总统先生。”
“中尉，我想过桥。”
电话那头沉默了五秒。“总统先生，桥是给人过的。不是给总统过的。总统过桥，桥会塌。”
阿萨德的手握紧了电话。“中尉，我不是总统了。我是阿萨德。阿萨德想活命。活命，就要过桥。过桥，就要你帮忙。”
阿尔瓦雷斯又沉默了。“总统先生，你杀了多少人？”
阿萨德没说话。
“你杀了九十三个。昨天。今天又杀了多少？我不知道。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杀了很多人。那些人的家人，还在举着他们的照片，站在街头，站在总统府门口，等着你出来。你出来，他们会杀了你。你不过桥，他们会杀了你。你过桥，他们也会杀了你。你杀过人，他们也要杀你。这是因果。因果，逃不掉。”
阿萨德的声音开始发抖。“中尉，我——”
“总统先生，桥不杀人。人杀人。你杀过人，人也要杀你。你不想死，就别过桥。桥是给人过的，不是给杀人犯过的。杀人犯过桥，桥会脏。桥脏了，水就脏了。水脏了，人就喝不了了。人喝不了水，就会死。你杀了那么多人，还想让更多的人死？”
电话那头传来很重的呼吸声。“中尉，我——”
“总统先生，你还有机会。不是过桥的机会，是活着的机会。活着的机会，不在桥上，在你手里。你放下枪，走出总统府，站在那些举照片的人面前，说一句‘我错了’。说完了，他们可能还会杀你。但他们杀你的时候，不会恨你。不恨，就不会再杀人。不杀人，就不会再死人。不死人，叙利亚就活了。叙利亚活了，你就死了。你死了，叙利亚活着。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电话挂了。
阿萨德坐在那里，握着话筒，听着忙音。窗外，那些举照片的人还站着。他看着他们，看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走出办公室。
走廊里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国防部长不见了，秘书不见了，卫兵不见了。他一个人走过那条长长的走廊，推开总统府的大门，站在台阶上。
阳光刺眼。那些举照片的人看着他。三十万人，三十万双眼睛，三十万张照片。照片上的脸，有的他认识，有的不认识。认识的那些，有的死在他弟弟手里，有的死在他手里。不认识的那些，也是叙利亚人，也是他杀的人。
他站在那里，看着那些眼睛，看着那些照片。然后他开口，声音很轻，但每个人都听见了。
“我错了。”
安静。三十万人，没有一个人说话。
他站在那里，等着。等了很久。没有人开枪，没有人冲上来，没有人骂他。他们只是看着他，看着他站在台阶上，看着阳光照在他脸上，看着他老了的脸，看着他没有表情的眼睛。
然后他转过身，走回总统府。大门在身后关上。
戈兰高地，太巴列湖浮桥。傍晚。
阿尔瓦雷斯坐在折叠桌后面，保温壶里的咖啡已经凉了。桌上的咖啡杯还放在对面，从早上放到现在，没人喝。太阳开始西斜了，湖面上的金色慢慢变成银色，远处的太巴列城的轮廓模糊起来。
桥东头来了一辆车。不是巴士，不是 ambulances，不是吉普车，是一辆黑色的轿车。车停在帐篷后面，车门打开，下来的人穿着黑色西装，没戴帽子，没挂军衔。他走到桥中间，站在阿尔瓦雷斯面前。
“阿尔瓦雷斯中尉？我是大马士革来的。阿萨德总统的特使。”
阿尔瓦雷斯站起来。“什么事？”
特使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封信，递过来。“总统让我把这个交给维克托先生。”
阿尔瓦雷斯接过信封。白色的，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封口用蜡封着，蜡上压着叙利亚总统的鹰徽。第三封信了。第一封信说“桥留着，水继续流，人不杀了”。第二封信说“树挖完了，碑立了，人记住了”。第三封信说什么？
“还有一件事。”特使又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照片，递过来。“总统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阿尔瓦雷斯接过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人，站在总统府门口，穿着深色西装，没打领带，头发花白，背驼了，脸老了，眼睛凹进去，颧骨突出来。他站在台阶上，阳光照在他脸上，他身后的大门开着，里面黑洞洞的。
那是阿萨德。一个人，站在三十万人面前，说“我错了”。
“总统说，他错了。他说了。说了，就不怕了。不怕了，就活了。活了，就不死了。不死，就要活着。活着，就要继续当总统。继续当总统，就要继续杀人。继续杀人，就会继续有人举着照片站在总统府门口。这是他的命。命，改不了。”
特使转身走了。皮鞋踩在桥面上，咔咔咔，越来越远。
阿尔瓦雷斯站在桥中间，看着那张照片。阿萨德站在台阶上，阳光照在他脸上，他身后的大门开着，里面黑洞洞的。他把照片放在桌上，和那杯凉咖啡放在一起。然后他拆开信。里面只有一张纸，上面写了一行字，阿拉伯语，字迹很潦草，像在发抖的时候写的：
“维克托先生，我说了‘我错了’。他们没开枪。他们没杀我。他们没杀我，是因为他们不想再杀人了。不想再杀人，是因为他们杀够了。杀够了，就够了。够了，就不杀了。不杀了，就活了。活了，就好。”
阿尔瓦雷斯把信折好，放进上衣口袋。和那面白旗放在一起，和那张带血的纸放在一起，和那块碑放在一起，和那张哈桑站在树中间的照片放在一起。口袋已经很重了，往下坠，他用手托着。
他拿起对讲机。“给我接墨西哥城。”
电话响了一声，接起来。那头是维克托的声音。“中尉。”
“领袖，阿萨德又来信了。他说，‘我错了’。他说了，站在总统府门口，站在三十万人面前，说了。他说了，他们没开枪。他们没杀他。他们没杀他，是因为他们不想再杀了。不想再杀了，是因为他们杀够了。杀够了，就够了。够了，就不杀了。不杀了，就活了。活了，就好。”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中尉，你信吗？”
阿尔瓦雷斯沉默了三秒。“领袖，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桥留着，水继续流，人还要活着。活着，就有可能。可能有一天，阿萨德真的不杀了。可能有一天，那些举照片的人真的不举了。可能有一天，那片橄榄树林下面不再埋新的人。可能有一天，那些碑上的名字不再增加。可能有一天——”
他停住了。
“领袖？”
“可能有一天，哈桑的咖啡有人喝了。”
电话挂了。
阿尔瓦雷斯站在那里，握着电话，听着忙音。湖面上的风大了一些，吹得桥栏上的灯串哗哗响。太阳落山了，天边的云烧成一片红色，映在水里，像着了火。桥上的灯亮了，一串小灯泡，沿着桥栏排成两条线，在火光里显得很淡，像两条快要断了的线。
他转过身，走回折叠桌旁边，坐下。保温壶里的咖啡已经凉了，他没倒掉。他拿起那杯放在对面的凉咖啡，泼进湖里。然后他重新倒了两杯，一杯放在自己面前，一杯放在桌子对面。
“哈桑将军，阿萨德说‘我错了’。你信吗？”
没有人回答。他看着那杯咖啡，看了很久。
然后他端起自己那杯，喝了一口。苦，很苦，但香。
他放下杯子，站起来，走下桥。桥头，那辆越野车还停在那里，引擎没关。他上了车，车门关上。车子调头，往南边开。那是海法的方向，是特拉维夫的方向，是机场的方向。那是墨西哥的方向。那是回家的方向。
他开了一段，停下来，回过头。
那座桥还在，桥上的灯还亮着，在夜色里像两条金色的丝带。
桥东头的帐篷还在，折叠椅还在，矿泉水瓶还在。桥西头的长椅空着，鸽子在椅子上蹲成一排，咕咕叫。
他转回头，看着前面的路。路很长，灰扑扑的，一直通到天边。
他踩下油门。车开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