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祐五年五月，韩琦自川蜀返回朝中。
七月，黄河司陆续接收来自川蜀等地厢兵，到八月时，这批厢兵陆续接收完成，也意味着全国多达二十余万厢兵的改制事宜已差不多进入尾声，朝廷正式撤销厢兵的蕃制。
当然，事实上在此期间，全国各地仍有许多小股人数的起兵作乱，多则数百人，少则十几二十人，其造反目的仍然是为了混个厢兵的编制，以便混吃粮饷。
对于这些人，或是出于仁政考虑，或是出于剿贼成本考虑，朝廷依旧诏令各州进行招安收编，区别在于这些人不再像之前那样编为厢兵，而是由当地官府租授土地——在各州由官府掌控的土地中，划出一块租授于这些收编的流亡之民，教其精耕细作、自食其力。
据说这是参知政事富弼在知晓赵旸对厢兵的安置后，其所提出的策略。
包括但不限于将这些人充入各州必要役卒，乃至官道沿途驿馆、巡卒等。
总而言之就是尽量教化，但也不会再像当年设立厢兵之初那般，将流民、宰民通通往厢兵的篮子里装，以至于后来军费、军粮耗费巨大，偏偏还几无战力。
其中，鉴于有些州当地官府所掌控的土地不足以租授于那些收编的流亡之民，上表向朝廷陈情，复归朝中不久的韩琦，很快便在政事堂提出一项颇具争议性的建议：度田。
说白了，就是命各州郡检查核实境内耕地及归属，连带着核查境内百姓户口、年纪以及耕地拥有状况。
显然，这明摆着就是冲着各州郡豪族是否拥有过量耕地，及是否有谎报、瞒报情况去的。
为此，政事堂诸位相公间便发生了一场小争议。
当然这并非是说政事堂诸相公亦是“土地兼并”的最大参与获利者，毕竟当前在政事堂的诸位相公，严格来说都还算是“新晋豪贵”，还未演变为多族人、多土地的世族豪门，哪怕是名声较次的高若讷，亦不例外。
产生争议的原因，还是在于庞籍、田况等人大致知晓各州，尤其是某些州郡的土地兼并状况，担忧这条政令或将激起各州郡豪族的联合反弹，不敢轻易尝试。
数日后，这项建议被放在朝堂上讨论，再次引起朝中争论。
其实关于土地兼并这事，朝中在职官员基本上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一来北宋官员重视品德及名声几乎到了魔怔的地步，二来台谏又盯得紧，谁要是有族人过度买地，哪怕是你情我愿、明码标价的土地买卖行为，也极有可能会被台谏扣上“侵购百姓恳田”的罪行，从而被罚、甚至被贬。
看看当初宋庠的遭遇就知，就因子侄误结一个行骗的家伙，哪怕洁身自好如宋庠，也差点丢掉宰相的位子，若非被赵旸护着，早就被贬离京师了。
再加上京师官员的月俸、补贴基本也够家庭开销，故京师内的官员极少有拿自己仕途前程去搏财富的，大多数人的追求还是授勋授爵，及受封食邑等。
就像最初受封食邑的赵旸那般，哪怕只得到一个实封三百户的封邑，一年大概就有一千三百来贯的额外收入，这就基本够供养儿孙了。
至于像陈执中、贾昌朝、夏竦、韩琦等封国公的，尽管其所封实邑远不及虚封的几万户，但起码几千户是有的，自然也犯不上冒着“侵购民田”、“与民争利”的风险，靠收购土地给族人积累财富。
就像历史上的范仲淹，在其人生最后几年，才想着为族人将来生活、嫁娶考虑，在余杭一带购入了一些土地，可见购置土地并非宋国官员的首要选择。
总之，在土地兼并这块上，京朝官员反而是被严格约束的一部分，真正的重灾区还是在各州郡的豪族，这些豪族不分好坏，在深耕家族多年之后，皆主动、被动地购入越来越多的土地，从而导致失去土地的百姓愈来愈多。
考虑到宋国自建国以来还不到百年，这现象还不像传承二三百年的王朝末期时那般严重，但也已渐渐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但想要扭转这一局面，却是异常困难，尤其是这还会激起各州郡豪族的强烈抵制。
若是当前宋国别无要事，那倒是可以尝试看看，奈何当前宋国还有不少“当务之急”，比如西夏战略，比如侬智高与交趾的战争，再比如辽国、吐蕃等。
这令本就优柔寡断的仁宗愈发拿不定主意，兼之朝中也为此争论不休，故最终他决定暂时搁置此事，先派人问问赵旸的意见。
七月中旬，也就是黄河司差不多完成厢兵改制的前后，仁宗遣入内内省副都知蓝元震赶赴澶州，名义上是嘉奖黄河司为朝廷分担，协助朝廷完成厢兵改制一事，实则派蓝元震携官家私信交付赵旸，连带着替官家、替苗淑仪探望女儿福康公主。
在到达黄河司后，蓝元震将官家及苗淑仪托付的东西，大抵是一些吃用之物，交予公主身边近侍，继而将官家私信交由赵旸。
此时赵旸才得知韩琦居然在朝中蹿腾度田一事。
不得不说，这位韩相公虽然在战略眼光以及领兵打仗这块差强人意，但在治理国内这块，其眼光确实长远，且执政立场也偏于激进，难怪会被范仲淹视为“改革派”的后继者。
问题是，当前触及度田这块，这在赵旸看来并非是一个好时机。
别的且不说，至少在谋夺西夏这件事上，他宋国就只有最多九年的“窗口期”，一旦等西夏幼君李谅祚长到十五岁，策反其舅舅儿媳，灭了舅舅一家，真正掌握了西夏，介时他宋国再想夺取西夏，那就得付出更大的代价——且到时候没藏氏也有可能反悔，甚至与他反目。
当然了，历史上李谅祚诛舅舅一家，那是在其母没藏氏遭遇不测后，倘若没藏氏一直活着，事态是否依旧还会如此，赵旸也难以判断，但他并不想冒这个风险。
思前想后，赵旸最终给韩琦写了一封信，简略解释了“窗口期”——大抵就是说现如今夏君年幼，还容易受其母影响，一旦过些年，等夏君长大，介时不愿再听其母意见，那他宋国想要得到西夏，就得付出成倍的代价。
言外之意便是劝告韩琦，近几年他宋国国内还是得以求稳为首要。
数日后，韩琦收到赵旸书信，不出意料被说服，毕竟就宋国目前而言，再无其他比西夏战略更为紧要。
若硬要说有，那就是侬智高与交趾国的交战。
同样是在近期，交趾再派使者赶赴宋国，入汴京觐见仁宗，一方面控诉宋国罔顾身为交趾宗主国的义务，竟私下授予侬智高这个他交趾国的敌对势力官职，并纵容侬智高攻打交趾；一方面又强烈要求宋国派兵夹击侬智高，协助他交趾剿灭侬智高这股敌对势力。
起初面对交趾使者的控诉，宋国的君臣还稍有心虚，毕竟这事他宋国确实做的不地道，可随着交趾使者言辞激烈，宋国君臣这边的火气也逐渐被撩起。
以至于韩琦最后索性挑明了两国关系，指责交趾名义上臣服宋国，实则奉诏不奉调，根本不能算是他宋国的藩属国，因此交趾并无资格强求宋国出兵协助。
倘若要求宋国出兵，那交趾就得履行作为藩属国的义务，比如送来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