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走过来，拍拍邓丽君的肩膀：“小丽，二哥那句话，你记着——要是受委屈了，一定告诉家里。”
邓丽君点点头：“二哥，我记着呢。”
父亲清了清嗓子，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他走到邓丽君面前，看着她，沉默了几秒。然后他伸出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脸。
“去吧。好好工作，注意身体，开心一点！”他说。
邓丽君眼眶红了：“爸……”
父亲说：“好好的。有什么事，打电话。”
邓丽君点点头，然后抱了抱父亲。
父亲僵硬地站着，但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背。
邓丽君松开手，转身走向安检口。
走到门口，她回头看了一眼。
一家人站在那里，向她挥手。
父亲站在最前面，没有挥手，只是看着她。
邓丽君挥挥手，然后转身走进安检口。
飞机起飞时，她透过舷窗，看着渐渐变小的洛杉矶。
这座城市，她待了六天。
经历了一场风暴，做了一次选择，找回了一个自己。
现在，她要回去了。
回到香江，回到那个人的身边。
回到她选的路。
飞机穿过云层，向着东方飞去。
邓丽君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出关山月的脸。
她想起他说的话：“我等你。”
她笑了。
窗外的云层很厚，但她知道，穿过云层，就是阳光。
1985年7月，洛杉矶。
邓丽君在这里，找到了自己。
……
巴黎。
苏菲·玛索站在公寓的窗前，望着窗外塞纳河的晨光。巴黎的八月很美，阳光温柔，空气清新，远处传来鸽子扑棱翅膀的声音。
但她心里一点也不美。
身后传来脚步声，安德烈·祖拉斯基从书房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剧本。
“苏菲，”他把剧本放在桌上，“这是新项目的剧本，你看看。”
苏菲转过身，看了一眼那厚厚的剧本，没有伸手去拿。
“安德烈，”她说，“我们谈过的。我不想再拍这种电影了。”
安德烈的眉头皱起来。他今年四十五岁，比苏菲大二十四岁，是波兰著名导演，以风格强烈、充满争议的电影闻名。他们在拍摄《狂野的爱》时相识，开始了合作关系。
但在苏菲看来，这段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沉重。
“不想拍这种电影？”安德烈的语气有些不悦，“你知道这个项目我筹备了多久？你知道有多少女演员想要这个角色？”
苏菲平静地说：“我知道。但我不想演。”
安德烈看着她，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不解、失望，还有一丝恼怒。
“苏菲，”他走到她面前，“你到底想要什么？我给你机会，给你角色，给你我想要给你的一切。你为什么就是不满足？”
苏菲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
“安德烈，”她说，“你给我的，是你想要的。不是我想要的。”
这句话像一根刺，扎进了安德烈的心里。
他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你知道什么是你想要的吗？你才十九岁，你知道什么？”
苏菲没有生气，只是轻轻叹了口气。
“也许我不完全知道我想要什么，”她说，“但我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我不想要那些只有疯狂和痛苦的角色。我不想要那些让观众看完只觉得压抑的电影。我不想要……”她顿了顿，“我不想要你替我选的路。”
安德烈的脸色变了。
“我替你选的路？”他的声音冷下来，“苏菲，没有我，你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吗？你还是那个拍《初吻》的小女孩，还在拍那些甜腻腻的青春片。是我带你走出来的，是我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员。”
苏菲看着他，眼神里有一丝悲哀。
“安德烈，”她说，“你带我走出来，我感激你。但那不意味着我要永远走你选的路。”
两人对视着，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
良久，安德烈转身走向门口。
“剧本放在这儿，”他说，“你再想想。”
门关上了。
苏菲站在原地，很久没有动。
窗外，塞纳河的晨光依然温柔。
但她心里，一片阴霾。
下午，苏菲一个人去了拉丁区的一家小咖啡馆。
这是她常来的地方，安静，人少，老板认识她，会给她留角落的位置。
她点了杯咖啡，坐在窗边，看着街上的人群发呆。
从中国回来有一段时间了。
为了见关山月，她跟着法国文化代表团去了BJ，见到了那个让她念念不忘的男人。他们在故宫散步，聊电影，聊人生。她告诉他，她喜欢他。
他说：“我的生活很复杂。”
她不在乎。
回国后，她一直在等。等他的信，等他的电话，等一个可能的未来。
但等来的，只有安德烈越来越强烈的控制欲。
她想起BJ之行前，安德烈听说她要跟代表团去中国，脸色很不好看。
“去中国做什么？”他问，“那里有什么值得你去的？”
她说：“文化交流。我想了解中国电影。”
他冷笑一声：“了解中国电影？还是了解那个中国导演？”
她愣了一下：“你什么意思？”
安德烈没有回答，只是转身走了。
那时候她没多想。现在回想起来，那已经是预警了。
从中国回来后，安德烈对她的态度就变了。他开始过问她的每一个行程，干涉她的每一个选择。她接什么戏，见什么人，去哪里参加活动，都要经过他的同意。
起初她以为那是关心。后来她发现，那不是关心，是控制。
她想拍轻松一点的爱情片，他说那是浪费才华。她想接好莱坞的邀约，他说那是商业垃圾。她想尝试一些不同的角色，他说那些角色配不上她。
她越来越觉得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