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龍的《燕赵悲歌》，写的是农村改革中的血与火，他把一个农民企业家的崛起写得像一场战争。
陈存的《死》，短小、冷峻，写一个普通人的死亡，却让活着的人读到脊背发麻。
王盟的那篇边疆题材新作，用他一贯的俏皮和深沉，把另一种文化里的普通人写得让人又哭又笑。
一篇又一篇，每一篇都跟当时主流文学期刊的路数不太一样。
没有固定的文学口号，没有统一的美学纲领，只有一个共同的底色——
把普通人当作人来写，把生活当作生活来对待。
许成军自己在创刊号上写的发刊词很短，标题就叫《写在前面》。
他写道：“这份刊物的名字叫浪潮。浪潮不是某一个人的浪潮，也不是某一派别的浪潮。浪潮是所有不甘于沉默的写作者共同的浪潮。我们发表作品的标准只有一个：好。不管作者有名还是无名，不管题材宏大还是微小，不管风格传统还是先锋。只要好，我们就发。”
《文汇读书周报》的记者后来在报道中写道：“这篇发刊词，放在国内任何一份国家级文学大刊上都会显得平淡无奇。无非是常见的办刊宗旨，常见的文学理想。但把它和整本《浪潮》放在一起读，你才会发现它的分量。”
“它不是说的，是做的。整本创刊号从头到尾，没有一篇文章因为作者的名气而被放在不该放的位置，没有一篇文章因为作者的籍籍无名而被埋没。”
“阿成的《棋王》放在了最前面，许成军自己的长中篇《沙漠能变成森林吗？》反而放在了最后压阵。一个主编把自己写的新作放在刊物的最后一篇，然后把封面留给一个无人知晓的新人——许成军说到做到了。”
许成军的新作《沙漠能变成森林吗？》被排在刊物的最后一篇，分量却一点不轻。
十六万字的长中篇，十六万字，放在任何一家文学期刊上都足够单独出一期专号。
他没有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技法做任何炫耀式的炫技，而是把它们深深地埋进了那片黄沙底下。
郭朝阳分不清过去和未来哪个是真实的，他奶奶说他爷爷死那天晚上月亮是红的，六个家族三代人的命运在“沙子”这条主线上被反复碾碎又重组。
著名文学评论家雷沓在随后发表的评论中写道：“这是许成军迄今为止最成熟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不是马尔克斯式的魔幻，不是马孔多的魔幻，而是完全中国化的、从西北沙地里长出来的魔幻。那些看似荒诞的意象：血红色的月亮、沙丘上站着的死人、枯井里涌出的清泉——不是舶来品，是从黄土高原几千年苦难中蒸腾出来的结晶。”
然而在《浪潮》创刊号上，排在许成军之前的那个名字叫做阿成。
《棋王》这篇小说并不长，五六万字，一个中篇。
但就是这样一篇不长的小说，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从文学圈的核心开始，一圈一圈地往外扩散，像一颗石子扔进池塘，涟漪越荡越远。
最先沸腾的是高校。
京城、魔都、金陵、三镇、西安——
各地高校中文系的文学社最先接触到《浪潮》，最早读到《棋王》。
他们将《棋王》的故事口口相传，在宿舍里、在食堂里、在熄灯后的走廊里。
有人把整段整段的文字抄在笔记本上，有人把杂志借给隔壁宿舍的同学，同学再借给隔壁班的同学，等杂志还回来的时候，边角已经翻得起了毛，封面上“棋王”两个字上不知被谁用铅笔轻轻画了个圈。
金陵大学中文系的文学社专门开了一期关于《棋王》的讨论会，会上有人读王一生一个人和九个人下盲棋那段读得声情并茂，读完之后发现自己潸然泪下。
他不好意思地拿袖子抹了一把脸，抬头看见旁边好几个人也在低头拿手背抹眼睛。
京城、三镇、羊城的书店开始陆陆续续补货——
印量早就定了，首印十万册，没法再加。
浪潮众人紧急召开碰头会，决定加印五万册。
邮局系统的征订数据也在同步爬升。
在几乎没有任何官方推荐的情况下，完全靠读者口口相传，《浪潮》的订阅量从创刊号最初征订的三万多册，到第二期征订截止时，这个数字翻了将近四倍。
邮局发行处的老职工都有些发愣。
他们干了大半辈子期刊发行，一个省级内部刊物，第二期征订能超过首印，这种事情在整个系统里也是头一遭。
而在文学圈内部，这场“浪潮现象”正以一种更理性却也更热烈的方式蔓延开来。
钱古融先生拿到《浪潮》后，把《棋王》读了两遍。
他是“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最早的系统阐述者，在一封写给许成军的私人信件中，他用他一贯的温和语调写道：“你做的《浪潮》，让我看到了‘人学’在创作中的具体实践。阿成这篇《棋王》是写‘人’的——不是写‘棋’，不是写‘王’，是写一个活生生的人如何在精神极度匮乏的时代里用最朴素的方式——吃和棋——保存自己做人的尊严。这样的作品在当下的中国文坛，太少太少了。”
唐弢先生则是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到了《浪潮》。
他是鲁迅研究的泰斗，极少在公开场合评价同时代的新作品。
那天会议间隙有人问他对最近几本新刊物的看法，他想了想说：“《浪潮》我看了，阿成的《棋王》出乎我的意料。这篇小说的语言有一种久违的拙劲，鲁迅之后，很多人学他，但学的大多是他的技巧，他的讽刺，他的结构。而《棋王》让我想起鲁迅最早的那些短篇里的一种东西：用最朴素的语言，写最底层的人，却能让读者读到一种超越底层的力量。这不是技巧问题，这是态度问题。”
他顿了顿，又加了一句，“许成军同志做的这件事，是有远见的。”
从刊物本身的设计上，许成军也借鉴了一些来自后世同类顶级期刊的思路，虽然内核上他并不认同《读者》这类文摘型杂志的某些做法，但它们在风靡全国的过程中确实有一个优势：它们是“面向大多数读者”的，而不是把自己框在某个既定的文学圈层里。
而《浪潮》在封面上大胆突出新人阿成、在内部排版中将知名作家的作品与新锐作者的作品穿插搭配、给每位作者都配上简短的“编者按”来介绍他们的写作背景，都是为了让读者能更便捷地找到自己想看的内容。
《棋王》持续发酵，而《浪潮》上其他作品的光芒也并未被掩埋。
王安亦的《本次列车终点》获得了她创作生涯中又一轮评论热潮。
王盟的那篇边疆题材新作被多家报刊选载。
蒋子龍的《燕赵悲歌》引发了一轮关于“改革文学何去何从”的讨论。
一篇不落，全被讨论。
《浪潮》创刊号从头到尾，没有一篇废稿。
《文艺报》在一月底刊发的综合评述中，罕见地用了一整版的篇幅来评论一本省级内部刊物的创刊号——
“如果说首届茅盾文学奖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那么《浪潮文学丛刊》的创刊号则向我们展示了新时代中短篇创作的无限可能。从阿成到王安亦，从蒋子龍到陈存，从王盟到许成军——这份刊物将不同代际、不同风格、不同路数的作家汇聚在同一个平台上，它所呈现出的文学景观是丰富而充满活力的。”
全国各地的作家和编辑们，也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关注这份刊物。
有正在筹备新刊物的地方作协来信询问办刊经验，有已经成名的作家托人带话问下一期的截稿日期，有仍在上学的大学生连夜赶出一篇小说，在信封上歪歪扭扭地写上“浪潮编辑部收”。
合肥的周明收到许成军寄给他的创刊号样刊后，翻完《棋王》，摘下老花镜对身边的编辑说了一句话：“这小子，比我当年帮他发《谷仓》的时候还高兴。他不是在办刊物，他是在给文学找接班人。”
所有的声音，所有的争论，所有的赞誉和挑剔，最终都落到了武康路那间堆满稿纸的老洋房里。
一群刚开始不被看好的年轻人，一本最初没有人觉得能长久的刊物，一部又一部从全国各地寄来的稿子，一盏又一盏亮到凌晨的灯。
他们本来只是想做个尝试，结果这个尝试变成了全国文学界最热烈的话题。
从金陵东路新华书店书架上那本不起眼的浅灰色刊物，到无锡招待所里一个中学老师彻夜未眠的震惊，到北大中文系课堂上被逐字逐句分析的《棋王》，到钱谷融信中的赞许、唐弢会议的颔首、《文艺报》整版的肯定——
这条路走了不过短短半个月，却让所有参与其中的人觉得，每一个不眠的夜晚都值了。
陈存神了个懒腰，他曾经也有想过来浪潮是不是个错误，草台班子、新人主编，除了名气大却一无是处。
可此时，他成了最名利双收的一个。
作为编辑他负责了王安亦的新作、作为作者他的《死》全国大爆。
他把目光投向了哪个安静在办公室里改稿的男人。
愣了一阵。
余化替他把心里话说了出来：“这个人怎么就感觉干什么都不会失败呢！我是来镀金的啊！”
陈存没有理会余化潦草的俏皮话，只是疲惫的靠在椅子上。
作为年轻的骨干编辑，他应该是这里面最忙的一个。
但所有人都知道，浪潮成功了。
仅仅靠着创刊号，他们已经跻身于全国最重要的省级文学刊物之一。
后面他们只是欠缺时间，就像浪潮一样一波又一波的打在礁石上就好。
这天晚上，苏曼舒在灯下用钢笔在笔记本上核算《浪潮》创刊号的成本细项。
第一期的印刷费、稿费、发行费一大部分是许成军自己垫的，加印之后账面才勉强能平。
她把这些数据一条一条地记下来，字迹工整而沉稳。
她知道许成军接下来还要办第二期、第三期，这笔账她得替他理清楚。
许成军从稿纸堆里抬起头，转了转发僵的手腕，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对苏曼舒说：“对了，央视那边催了好几次了。春晚，得去。这次，带你一起。”
苏曼舒放下钢笔，眉眼间带着几分意外和期待：“我也去？”
“当然。第一届春晚，全国直播。”许成军靠在椅背上，嘴角浮起一个笑，“你知道这届春晚的导演是谁吗？”
“谁？”
“黄一河。他今年换了个形式，不在演播室里录播了，要搞现场直播，演员和观众直接互动。”
许成军把笔搁在桌上，“他还提了个点子——设一个观众热线电话，全国观众可以打电话进来点节目。哪个演员唱得好、哪个节目受欢迎，全看观众能不能把电话打爆。”
苏曼舒想了想：“这么大胆？台里能批？”
“批了。”许成军说，“黄一河这个人有意思。他前两年被下放到农村，pf回来后憋着一股劲要搞一票大的。这一届春晚没有报幕词，没有审查过的串场词，所有演员即兴发挥。到现在节目单还没最后定，每天都在改。”
“那你要唱什么？”
许成军想了想，笑着说：“到了再说，反正我就那么几首，随便抽一首出来也能撑住场面。不唱《祖国不会忘记》，在猫耳洞里唱过一次就够了。要不？唱首温柔的吧——送给你。”
苏曼舒低头把账本的最后一行数字写完，然后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那目光里有欣赏，有心疼，有一种“我知道你又要去做一件了不起的事了”的了然，也有一种“但你要记得好好吃饭”的叮嘱。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合上账本，站起来走到他身边，把他桌上那只空了的茶杯拿去续了热水。
窗外的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冬夜的天空，路灯把枝干的影子投在窗帘上，疏疏落落的。
弄堂口的收音机还在放着晚间新闻，播音员字正腔圆地念着春节前各地物资供应充足的简讯。
远处的海关大钟沉沉稳稳地敲了十一下，在夜风里飘得很远。
一九八三年的春节，就快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