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抢，就乱了。
这个逻辑，太可怕了。
可怕到他不敢想下去。
可他又忍不住想。
他抬起头，声音沙哑：“李师，照此说来，这天下，就永远逃不出这个循环吗？”
李逸尘看着他，缓缓道：“你这个问题，问到根子上了。”
“方才我们讲，要破零和，就得做增量。把饼做大。”
“人口增长，是增。土地有限，是不增。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就是零和的根源。要破这个局，就得让土地也能‘增’。”
崔瑗眼睛一亮：“李师是说，开垦新田？”
李逸尘点头：“开垦新田，是其一。但新田有限，天下可垦之地，就那么些。关中的荒地，早就开完了。江南的水田，能开的也都开了。岭南瘴疠之地，开出来也难种。这条路，走不了多远。”
他顿了顿，又道：“还有一条路，让每一亩地的产出增加。”
刘简猛地抬起头。
让每一亩地的产出增加？
他自幼务农，知道一亩地能产多少粮。
风调雨顺，三石。
旱涝灾害，两石。
荒年，一石都难。
能让一亩地产出增加？
怎么增加？
李逸尘看着他的表情，缓缓道：“你以为，一亩地的产出，是固定的？”
刘简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李逸尘道：“汉朝时，一亩地产粮多少？不到两石。本朝时，一亩地产粮多少？关中上等田，三石。为何多了？”
他看向众人：“因为农具改进了，耕作技术提高了。汉朝用的是什么犁？直辕犁。本朝用的是什么犁？曲辕犁。曲辕犁比直辕犁省力，深耕浅耕可调，这就是进步。”
堂下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
刘简眼睛越来越亮。
是啊，农具改进了，耕作技术提高了，亩产自然就高了。
他想起去年推广的曲辕犁，村里那些老农都说好使。
用新犁耕的地，比旧犁深，庄稼长得更好。
可他从没想过，这跟人口土地有什么关系。
李逸尘继续道：“除了农具，还有水利。汉朝时，关中郑国渠灌田四万顷。本朝时，水利比汉朝更广。有水浇的地，和无水浇的地，亩产差多少？”
刘简道：“差一倍。”
李逸尘点头：“对。有水浇，三石；无水浇，一石半。多出来的一石半，就是从水利里‘增’出来的。”
他看向众人：“所以，亩产是可以增加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是增量的一条路。”
郑虔听得入神，忽然问：“李师，这增量，能一直增下去吗？”
李逸尘看着他，缓缓道：“亩产能不能一直增？不能。一亩地，就那么大，水就那么多。”
“你能用更好的农具，能修水利，能选良种，能精耕细作，但总有个极限。到了极限，就增不动了。”
他顿了顿，又道：“但达到这个极限，需要多少年？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在这之前，亩产一直在增。这增出来的粮食，就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这就是破解零和的第一条路——让土地‘增’。”
崔瑗接话：“李师，那第二条路呢？”
李逸尘道：“第二条路，分工。”
分工？
众人面面相觑。
李逸尘道：“《管子》云，四民分业，各居其处，不相杂处。这是齐国管仲定下的规矩。为何要分业？因为分工能提高效率。”
他看向众人：“种地的只种地，织布的只织布，打铁的只打铁，读书的只读书。各专一业，各精一艺，这就是分工。”
“分工的好处是什么？是每个人只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整个社会的产出总量就会增加。”
“一个农民，既种地又织布又打铁，什么都做不好。”
“可若他只种地，用粮食换布、换铁器，他得到的布和铁器，比自己动手要多得多。”
“同样，织布的专心织布，产量也更高。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天下总的财富就变多了。”
郑虔眼睛亮了。
他想起家中那些产业。
种桑养蚕的佃户，只做这一件事。
缫丝的工匠，也只做这一件事。
织绢的匠人，也只做这一件事。各做各的，最后出来的绢，又多又好。
这就是分工。
李逸尘继续道：“分工之后，社会总产出增加，能养活的人口自然就多了。这就是增量。这个增量，是从效率里来的。”
他看向众人：“诸君想一想，若天下人都种地，一亩地能产出多少粮食？若有人种地，有人织布，有人打铁，有人经商，有人读书，虽然种地的人少了，但他们的工具更好，技术更高，产出的粮食未必会少，而布匹、铁器、书籍也都有了。”
“天下人能用的东西多了，自然就能养活更多的人。”
刘简想了想，道：“学生明白了。分工让各业效率都提高，总的财富就多了。财富多了，自然能养活更多人。这跟亩产增加一样，都是把饼做大。”
李逸尘点头：“正是。这就是分工的增量。分工越细，效率越高，总产出越多。同样的土地，能养活的人就越多。”
崔瑗听得心神激荡。
他忽然明白了，为什么那些“重农抑商”的人，总是说商人“不事生产”。
可从分工的角度看，商人虽然不种地，但他们让粮食流通起来，让各地余缺互补，这本身就是创造价值。
他想起刘简之前和他争论商税时，说的那些话。
那时他觉得刘简说得对，商贾确实不事生产。
可现在他明白了，不事生产，不等于不创造价值。
李逸尘看着他们脸上的表情，知道他们正在消化这些东西。
他等了一会儿，又开口。
“方才我们说的，是分工带来的增量。但分工也有局限。”
他看向众人：“分工越细，彼此依赖就越深。种地的依赖打铁的，打铁的依赖伐木的，伐木的依赖种地的。谁出了问题，都会影响所有人。”
“而且，分工之后，就会有交易。交易就需要公平的规则，需要稳定的秩序。若天下大乱，交易中断，分工就会崩解。每个人都只能自己种地、自己织布、自己打铁，效率一落千丈。”
他顿了顿，声音沉重：“这就是王朝末期为何民生倒退的原因。不是人变笨了，是分工被破坏了。”
“战乱一起，商路断绝，工匠逃亡，农民被抓去当兵。原本高效的分工体系，一夜之间回到原始状态。”
刘简愣住了。
他想起读过的史书，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
那些书上说，是因为黄巾起义，是因为军阀混战。
可从分工的角度看，是因为分工体系被破坏了。
没有商人运粮，城里人就饿死。
没有工匠造农具，地里就荒芜。
没有读书人教子弟，下一代就没文化。
这就是为什么战乱之后，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郑虔也明白了。
他想起那些世家大族，为何在乱世中能保存实力？
因为他们有田产，有佃户，有工匠，有自己的小圈子。
战乱一起，他们把门一关，自给自足，能撑很久。
可普通百姓不行。
他们依赖交易，依赖分工，依赖稳定的秩序。
秩序一乱，他们就活不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王朝末期的百姓，死得最快。
陈实坐在角落里，黝黑的脸上，满是沉重的表情。
他想起村里那些老人，说起前朝末年的事，总是叹气。
说那时候，路上到处都是死人，树皮都啃光了，易子而食。
他以前不明白，为什么会到那个地步。
现在他明白了。
分工崩了，效率没了，产出不够了，就只能抢。
抢光了，就饿死。
李逸尘看着众人沉重的表情，知道火候到了。
他开口，声音平稳。
“方才我们讲的，人口增长，土地有限，亩产极限，分工依赖。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就是历朝历代治乱兴衰的根本原因。”
“盛世时，人口少，土地多，亩产在增，分工在扩。百姓安居，朝廷太平。”
“到了中期，人口增多，土地紧张。亩产还在增，但增得慢了。分工还在扩，但扩不动了。矛盾开始出现。”
“到了末期，人口太多，土地太少。亩产到顶了，增不动了。分工崩了，交易中断了。矛盾爆发，天下大乱。”
“然后，人口锐减，土地重新变得充裕。新朝建立，一切从头开始。”
他看向众人。
“这就是治乱循环。零和博弈，在人口和土地之间，一次又一次地上演。”
堂下，鸦雀无声。
四百学子，没有人说话。
刘简呆呆地坐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读了那么多史书，背了那么多道理，从没想过，那些兴衰成败的背后，竟然藏着这样一条冷酷的规律。
郑虔低着头，手指在袖中微微发抖。
他想起了那些世家大族，代代相传的“智慧”，其实都是在零和里多占一份的算计。
可李师告诉他，只要饼不够分，怎么算计都没用。
总有一天，饼会被抢光。
崔瑗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想起方才自己问的那个问题——万世太平，到底要不要得？
现在他知道了答案。
要不得。
不是不要，是要不得。
因为人多了，地不够，就是不够。
亩产再高，也有极限。
分工再细，也会崩溃。
到了那个极限，谁也没办法。
这就是零和。
陈实黝黑的脸上，流下了眼泪。
他想起那些一辈子种地的父老，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到头，吃的还是杂粮。
他以为那是命。
可李师说，不是命。
是规律。
是只要饼不够分，就一定会出现的规律。
李逸尘看着众人，等他们慢慢消化。
他知道，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太沉重了。
他们读了那么多圣贤书，以为天下事只要君臣同心，就能解决。
可现实是，有些问题，不是靠贤君良臣就能解决的。
那是结构性的问题。
是人口和土地之间的矛盾。
是零和博弈的必然结局。
过了很久，崔瑗抬起头。
他的声音沙哑，但每个字都清晰。
“李师，照此说来，这天下，就永远逃不出这个循环吗？”
李逸尘看着他，目光平静。
“你这个问题，还是方才那个问题。但你已经问了两遍了。”
崔瑗苦笑。
李逸尘道：“方才我们讲了，要破零和，就得做增量。亩产可以增，分工可以扩。这两条路，能让饼变大。”
他顿了顿，又道：“但这两条路，都有尽头。亩产有极限，分工有上限。到了尽头，饼就变不动了。到那时，人口还在增，怎么办？”
崔瑗嘴唇动了动，说不出话。
李逸尘道：“到了那时，就只有两条路。要么，人减少。要么，饼继续变大。人减少，就是战乱、灾荒、瘟疫。饼继续变大，就得找新的路。”
“什么新路？”崔瑗问。
李逸尘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堂下响起一阵低低的惊呼。
李师也有不知道的事？
李逸尘看着他们，缓缓道：“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问题，要你们去找答案。”
李逸尘也没有办法说出后世的那些东西。
他今天讲了这么多，就是要将增量思维和朝代更迭的原因告诉大家。
也要告诉那些盯着预算的人们。
他看向窗外。
“也许有路，也许没有。但至少，你们要知道，问题在哪里。知道问题在哪里，才有机会找到答案。”
他转过身，看向众人。
“今日讲的这些，不是让你们绝望。是让你们知道，治国的难处，不只是君臣不和，不只是奸臣当道。有些难处，是结构性的，是人口和土地之间的矛盾，是零和博弈的必然结局。”
“知道了难处，才能想办法。不知道难处，就只能被动应对。”
他顿了顿，声音提高。
“你们将来为官，主政一方。那时你们会面对无数难题。赋税收不上来怎么办？百姓逃亡怎么办？豪强兼并怎么办？流民遍地怎么办？”
“这些难题，都不是孤立的。它们背后，都有这个根本的矛盾。”
“今日讲的这些，就是让你们能看懂这些难题背后的规律。看懂了规律，才知道从哪里下手。才知道，有些事，不能只看眼前，要看长远。有些事，不能只想自己，要想到更多人。”
他走下讲台，站在过道里。
“零和博弈，是困境，但不是死路。增量，是办法，但需要智慧。亩产可以增，分工可以扩。但增多少，扩多少，什么时候该增，什么时候该扩，这些都需要权衡。”
“你们将来，要做这个权衡的人。”
他看向众人。
“诸君读史，可知文景之治，与武帝征伐，有何不同？”
刘简接话：“文景之治，是与民休息，轻徭薄赋，藏富于民。武帝征伐，是穷兵黩武，耗竭民力。”
李逸尘点头：“文景做的是增量，是让饼变大。武帝做的是存量博弈，是把饼分出去。开疆拓土，打下来的地，要不要守？要守就要驻军，就要花钱。打下来的民，要不要管？要管就要设官，就要花钱。花的钱从哪里来？从百姓身上来。”
他顿了顿，继续道：“所以，打下来的地越多，花的钱就越多。花的钱越多，百姓的负担就越重。百姓负担重了，就不愿意生孩子，不愿意种地，不愿意交税。最后，人口少了，地也荒了，朝廷能收的税也少了。”
“这就是零和的代价。你以为你赢了，其实你输了。”
堂下，一片寂静。
刘简想起那些史书上的记载。
汉武帝晚年，下轮台罪己诏，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那是何等的悔恨。
李逸尘的声音继续响起。
“增量的事，做起来慢，见效也慢。可每做一点，饼就大一点。今天做一点，明天做一点，十年之后，饼就大了。”
“存量的事，做起来快，见效也快。可每做一点，饼就少一点。今天拿一点，明天拿一点，十年之后，饼就没了。”
他看向众人。
“所以，做事的根本，是要分清楚，哪些事是增量，哪些事是存量。增量的事，要用心去做。存量的事，要小心去做。能不做，就不做。”
“可有些存量的事，不得不做。比如边防。边防是消耗，是零和，可你不做，别人就来打你。那时候，你连存量的饼都保不住。”
他顿了顿，声音更加沉重。
“所以，最难的，不是做增量，也不是做存量，是怎么在增量与存量之间，找到那个平衡点。”
“边防要花钱，水利要花钱，农具要花钱，官俸要花钱。钱就那么多，花在这里，就不能花在那里。怎么分？什么时候该多花，什么时候该少花？什么时候该做长远的事，什么时候该做眼前的事？”
他看向众人，目光如炬。
“这些，就是你们将来要权衡的事。”
“你们做县令，一县之财，就那么多。是拿来修路，还是拿来办学？是拿来赈灾，还是拿来养兵？是让百姓少交一点税，还是让县衙多存一点粮？”
“你们做刺史，一州之财，就那么多。是支持边防，还是支持民生？”
“你们做尚书，一部之财，就那么多。是和别部争，还是和自己争？是看眼前，还是看长远？”
他停顿片刻，声音拔高。
“这些权衡，没有标准答案。可你们要知道，无论怎么选，都有代价。选了增量，就要牺牲眼前的利益。选了存量，就要牺牲长远的好处。”
“选了边防，百姓就要多交税。选了民生，边防就可能空虚。选了修路，可能就没钱办学。选了办学，可能就没钱修路。”
他看向众人。
“这就是治国的难处。不是黑白分明，是两难之间，选那个代价最小的。”
堂下，四百学子，沉默不语。
李逸尘看着他们，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他开口，声音缓和下来。
“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可你们要知道，有一条底线，不能碰。”
众人抬起头。
李逸尘道：“存人，不存地。这是底线。”
“无论做什么权衡，无论怎么选，都要记住，人是根本。没有人，什么都没有。地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人的地方，地可以再开，粮可以再种，钱可以再挣。”
“没了人，什么都没了。”
他顿了顿，继续道：“所以，做任何事之前，都要问一句：这件事，是让人活得更好，还是让人活得更难？是让人更多，还是让人更少？”
“让人活得更好，让人更多的事，就是增量。让人活得更难，让人更少的事，就是存量。”
“增量的事，再难也要做。存量的事，能不做就不做。非做不可的时候，要想着怎么让代价最小。”
他看向众人，一字一句。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最后一句话：做增量的事，守存人的心，找两难的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