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奔驰碾过城北一处井盖的时候，车身轻微地颠簸了一下。
宋和平的双手仍然交叉搁在膝盖上，目光落向前排副驾驶座靠背的灰色布面。
车窗外的德黑兰正在从午后过渡向黄昏，斜阳把建筑物和行道树的影子拉得很长，那些影子在路面上缓慢地爬行，像某种具有生命的深色液体。
上车后，阿凡提沉默了将近五分钟。
他坐在宋和平旁边，右手搭在中央扶手上，指尖无意识地反复摩挲着保温杯盖的螺纹边缘。杯盖旋紧，旋松，再旋紧，周而复始的循环发出细碎的塑料摩擦声，在这间安静的车厢里格外清晰。
宋和平没有打断他。他知道一个下了令逮捕自己心腹手下的人需要时间消化那种滋味。
“我很早就认识了纳辛了。“
阿凡提终于开口了，像是嗓子眼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有些沙哑。
“那年他刚参军，分配到我所在的营里当新兵。体能测试全连第三，战术推演第一名，射击考核有一轮打出了九十八环。那时候我就觉得这小子将来一定是个好兵。后来我一路升迁，带他进特种部队，送他去俄国接受格鲁乌的战术培训，又把他从排长提到连长提到营长。十七年来，他跟我出生入死，西利亚、伊利哥、野门，战场上替我挡过炮弹碎片，也替我擦过因为官僚斗争惹上的麻烦。“
他的右手停住了，保温杯盖的螺纹被旋到了最紧的位置，再拧不动了。
“上个月情报总局交到我手上的那叠材料，我第一遍翻完的时候扔进了碎纸机。我让人把原件重新打印了一份，又看了一遍。第二遍看完，碎纸机没开。我坐在办公室里盯着那些纸上的字，盯了整整一个下午，窗外天都黑透了，我的副手敲门进来问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说我没事，让他滚出去。“
阿凡提转过头来看了宋和平一眼，那双眼睛里有一层极淡的血丝，像是连续熬了几个夜，又像是别的什么东西。
“你知道那些材料上写的什么？纳辛在过去一年里，前后往同一个瑞士银行账户汇了四笔钱。每笔金额不大，折合欧元两万到五万不等，拆得稀碎，分开在不同的日期汇出，但收款账户的持有人是同一个人，一个已经在三年前死于篱笆嫩珍珠党冲突中的中间人。那个中间人，篱笆嫩情报部门的档案显示，他在死前最后五年里一直跟摩萨德的贝鲁特站有稳定的财务往来。“
宋和平的眉毛几不可见地动了一下。
“钱是纳辛汇的，收款方是一个死了三年的人。那一笔钱进了死人账户之后，转了两道，最后进了摩萨德设在塞浦路斯的一个秘密经费池。每年大约十五万欧元，不多，够一个高级军官“兼职“的价码。情报总局在银行流水排查里筛了六百多个可疑账户，最后锁定了纳辛。“
“他在拿钱。“宋和平说。
“他在拿钱。“
阿凡提重复了一遍，那个短句从他嘴里出来的时候带着一股难以言说的疲惫。
“不光是钱。去年十月，马什哈德铀浓缩设施那个被毒杀的科学家赫拉维博士……他死前最后三天的行动路线被精准地泄露给了刺杀小组。那个路线的详细程度，精确到了赫拉维博士每天什么时候从实验室出来、走哪条走廊去停车场、停车场的监控摄像头死角在哪里、他的车上有没有装GPS追踪器。所有这些信息，只有革命卫队内部负责核设施安保协调的人才有权限调阅。纳辛的权限，刚好覆盖了那一片。“
阿凡提说到这里笑了一声。
那是一声从鼻腔里挤出来的、带着自嘲意味的短促气音。
“我花了三周筛选了所有数据，我得出的结论指向了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人。我让情报总局的人把纳辛过去两年的全部通讯记录做了语义分析，文字转数据，数据转图谱，图谱转关联。结果在那个图谱上，纳辛的名字跟一个代号叫'工程师'的加密信号源之间有一条隐性关联线。那条线细得像蛛丝，但语义分析的置信度超过了百分之九十五。纳辛跟那个信号源有过至少十一次联络，时间集中在过去十八个月里，每次联络之后的四到六周内，就会发生一起针对我们核科学家的暗杀事件。“
宋和平的呼吸比刚才浅了一些。
他在这个圈子里待得太久了，见过太多次这种模式。
一个被策反的关键人物，通过间歇性的、低频次的加密通讯向外界传递情报，每次出手不多，信息量控制在别人难以察觉的范围内，但积少成多，最终能把一个国家的核心机密一点一点地掏空。
“你怎么知道他跟那个信号源联络的具体内容？“
“没法知道。“阿凡提摇头，“加密格式是新的，我们的密码破译组到现在还没解出来。但我找人在纳辛驻伊利哥和波斯的办公室里都装了东西。“
他顿了一下，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叩了一下。
“是一个微型拾音器，装在他办公桌底下电话线分线盒的背面，毕竟不能按常规安装在听筒里，纳辛也不是傻瓜。这小东西半径六米以内的声波全部收录，续航四十八小时，每周更换一次电池。装了二十一天，录到了纳辛自己在办公室里的一段话。“
阿凡提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次。
他的目光从宋和平脸上移开，落在了车窗外的某处。
街边一排深秋的法桐正被斜阳照得金黄，落叶在地面上堆积成一小堆一小堆的扇形。
“那段话是波斯语，很短，不超过二十个词。纳辛在电话里说了句，'告诉工程师，赫拉维博士下周的行程已经确认了。'“
车厢里安静了几秒钟。
阿凡提的右手收回去，重新握住了保温杯。
“宋，我跟纳辛认识多年了，他十九岁入伍的时候我在训练场上看着他跑五公里越野，他妻子葬礼那天是我替他撑着伞，他弟弟在西利亚被无人机炸死之后他在我办公室里哭了整整一个小时，我什么都没说，就坐在他对面给他倒茶。这个人……我把他从新兵一路提到了中层校官。他是我一手栽培起来的，我看他就像看自己的弟弟一样。可是那些数据，那些流水，那段他自己说漏嘴的录音，摆在我面前。我可以选择不看，但那个选项不在我的职业范畴里面。“
他的声音在最后几个字上微微地裂开了一道缝，又迅速合拢了。
“如果我放着不管，后面还会死更多科学家。而且每死一个，我的脸上就多一道掌印。去年十二月在纳坦兹被炸死的塔赫里博士，他死之前一周刚刚完成了一轮新型离心机的模拟测试，测试数据还没来得及写进报告就被炸没了。那批数据能让波斯的浓缩效率提高至少一倍，现在全没了。如果有五个人知道塔赫里博士那周的行程安排，纳辛就是其中之一。”
“他安排了一辆'安保'车去接送塔赫里博士，那辆车在半路上被遥控引爆了。驾驶员当场死亡，塔赫里博士腹腔里嵌进了七块弹片，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就没气了。“
阿凡提把保温杯放回到中央扶手上的凹槽里，杯底落进去的时候发出沉闷的“咔“一声。
“你明白吗？我抓他，不是因为我恨他，是因为他做的事让我没得选。摩萨德用每年十五万欧元的价格买走了八条命。去年一年，波斯的核计划因为那些暗杀至少倒退了四年。四年的进度。我作为革命卫队的最高指挥官，我肩膀上要扛的帐，他纳辛扛不起，我也扛不起，但总得有人来把那个盖子揭开。“
宋和平看着阿凡提那张侧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