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适。”他的语气很坚定。
关山月点点头，吴倩莲的问题毕竟还有点复杂。还不能完全打保票。你知道那个小姑娘有没有足够的勇气来参加他的电影拍摄呢？
关山月站起来，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放在桌上。“一个月后，带着分镜头来青鸟找我。这张名片上有地址。”
他走了。门在身后关上之前，听到陈木胜在身后说了一句“关导演，谢谢您”。他没有回头，只是举手摆了摆。走廊里的灯管坏了好几根，忽明忽暗。他走在暗处，听着自己皮鞋敲击水磨石地面的声音，一下一下，像心跳。
从广播道出来，天已经黑了。
关山月没有叫车，沿着街边慢慢走。广播道的路灯昏黄，电线杆上贴满了电影海报和租屋广告。
几个下班的电视台员工从他身边走过，说着剪辑、配音、收视率的行话。他想起陈木胜那间逼仄的剪辑室，想起行军床上没叠的被子，想起那碗凉透的餐蛋面。每一个在这条街上熬过的人，心里都有一团火。
装在包里的电话响了。拿出来一看是龚雪。
“山月，你回香江了？”
“昨天回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排片的事，我听说了。”她的声音很平静，但关山月听得出底下的不安。“你是不是很忙？如果忙的话，就不用——”
“不忙。”关山月打断她，“你在哪里？”
“在公寓。今天的工作收工早。”
“我过去。”
挂断电话，关山月站在路边等了一会儿，才拦到一辆空车。九龙塘到龚雪的公寓不远，二十分钟的车程。他靠在座椅上，望着窗外流动的灯火。铜锣湾的霓虹灯永远不知疲倦，像这座城市的脉搏。
龚雪在楼下等他。她穿着一件宽大的卫衣，头发随意地扎着，素面朝天，眼下有淡淡的青痕。阿郎杀青有一阵子了，那种疲惫却还像渗进骨头里的寒气，没这么快散尽。
“吃了吗？”她问。
“没有。你呢？”
“也没有。”
两人没有去餐厅，也没有叫外卖。龚雪在厨房里煮了两碗面，西红柿蛋面，清淡，快。面端上桌的时候，关山月正在看茶几上摊开的剧本台词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标注——红色的笔划出重音，蓝色的笔注着情绪转折，有些地方画了小人，画了箭头，是一个演员对角色的所有理解。
“还在背台词？”
龚雪把面放在他面前，在他对面坐下。“后天有一场重头戏，杜导演说要重拍。波波和阿郎在茶餐厅的最后一次对话。上次拍的他不满意，说情绪不够。”
关山月搅了搅碗里的面，热气升腾。“排片的事，你不用太担心。青鸟这边会想办法。邹先生那边也答应协调场次了。”
龚雪低着头，筷子在碗里搅了很久，没有吃。“山月，我不担心排片。我担心的是，如果这部戏成绩不好，杜导演会不会觉得是他没拍好，周润发会不会觉得是他没演好，阿郎这个角色会不会被观众忘记。”
关山月看着她。这句话从她嘴里说出来，他一点都不意外。她不再是那个只关心自己戏份多少、只关心自己镜头够不够美的新人了。她在乎的是和她一起付出努力的人。
“阿郎不会死。就算死了，也会被人记住。”关山月的声音不大，但很笃定，“你想想，你记不记得小时候看过的那些电影？记不记得那些让你哭过的人？你记得。不是因为电影赚了多少钱，是因为它在你心里挖了一个坑，水填进去了，就再也倒不出来。”
龚雪的眼眶红了。她低下头，用筷子挑起几根面，送进嘴里，嚼了很久，像在嚼什么很硬的东西。
“山月，谢谢你。”她的声音轻轻的。
“别谢我。多吃点面。你瘦了。”
龚雪破涕为笑，擦了擦眼角。“你每次都这样。真是怕我瘦了，有时间多请我吃点好吃的，光吃面哪能吃胖？”
关山月也笑了。面太咸了，他端起杯里的凉白开喝了一大口。煤气灶上的锅还冒着热气，收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听不清是谁唱的，旋律却很熟。两个人就这样安静地吃着面，谁也没有再说话。窗外的霓虹灯把房间照得忽明忽暗，像一艘在夜色中航行的船。
接下来的日子，关山月让陈德森调动青鸟的宣传资源全力配合《阿郎的故事》。不是投资，是帮忙。这种帮忙在商场上很少见——没有合同，没有分账，只有杜琪峰一个电话和陈德森一句“关导演交代的”。
第一场影评人专场在尖沙咀的一家影院举行，关山月亲自拟的名单。舒琪、石琪、李焯桃——香江最挑剔的三支笔全在邀请之列。
放映结束后，三个人站在影院门口聊了很久，没有人上前打扰。第二天，舒琪在《明报》的专栏里写了一句话：“《阿郎的故事》不是今年最好的香江电影，是这十年最好的。”
石琪的评价更短：“周润发不演英雄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演员。”
这两句话被印在了第二波宣传海报上，印在报纸广告的边栏，贴着电台节目的结尾播报。杜琪峰打电话来的时候，声音里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激动。
“关导演，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后面还有几场，继续安排。”
杜琪峰在那头顿了顿，忽然换了一种语气。“《天若有情》的事，你去找陈木胜了？”
“找了。”
“怎么样？”
关山月想了想。“行不行，一个月后看分镜头。他要是能拿出让我满意的东西，青鸟就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