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端坐御座，目光从殿中群臣的脸上一一扫过。
“今日朕亲自开讲。”
“诸位爱卿有疑即问，不必顾忌。朕若说得不对，众爱卿尽可驳斥。”
“经筵本是君臣论道之地，不是谁压谁一头。今日朕不以天子威势压人，只以道理服人。”
他起身，目光落在叶向高身上。
“叶阁老，你说是不是？”
叶向高起身一揖。
“陛下圣明。臣等恭听圣谕。”
朱由校点了点头，重新将双手负于身后，往前又迈了一步，站在丹陛最前沿，目光如炬，扫视全场。
“朕有一言，请诸位静听。”
殿中所有微小的骚动都在这一刻彻底消失了，连大臣们的呼吸声都压到了最低。
“朕登基七年，每年经筵数十次，所讲经义不下百篇。但朕今日要讲的，不是哪一篇哪一节，而是两个字...”
“生死。”
“大明朝的生死存亡。”
“朕读过《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读到周世宗柴荣。
司马光写了二百九十四卷，写了十六个朝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兴亡。
朕发现一个规律，历代王朝，亡于外患者半，亡于内困者半。
外患谁都看得见，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打到门口来了，君臣都知道要抵抗。
但内困呢？
内困是温水煮青蛙，锅里的人到死都不知道水是怎么热起来的。
何谓内困？
财用枯竭，民不聊生，盗贼蜂起，最终社稷倾覆。”
朱由校的目光直直地落在叶向高这位老臣脸上。
“叶阁老读史多年，朕问你。
唐朝天宝初年，大唐的府库有多充盈？
太仓、左藏库的粮食和铜钱堆到了仓库外面，绢帛堆积如山，连仓库都装不下，只能堆在廊庑下任其发霉腐烂。
杜甫在《忆昔》里写‘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那是何等的富庶！
可为什么，不过十数年，安史之乱一起，便是藩镇割据、中央空匮？
那些堆积如山的粮食去哪了？
那些堆在廊庑下的绢帛去哪了？
为什么安史之乱打了八年之后，大唐的中央政府连给前线将士发饷的银子都拿不出来了。
朕再问你，北宋神宗之时，王安石变法之后，岁入六千万贯。
六千万贯！
比宋朝太祖太宗时翻了近三倍！
可为什么，不到五十年，靖康之变，二帝北狩，衣冠南渡，半壁江山沦入金人之手？
那六千万贯岁入去哪了？
为什么金兵南下的时候，汴京城里的守军连军饷都发不出来了？”
他停顿了三息，见无人作答，便亲自回答。
“答案很简单：税基在萎缩，开支在膨胀，而朝廷不敢动既得利益者分毫。”
“天宝年间，大唐的土地兼并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均田制名存实亡，天下田亩十之七八集中在不足一成的权贵豪强手中，这些人享受着朝廷的俸禄和特权，却通过各种手段隐田逃税。
朝廷能征收赋税的田亩越来越少，但养兵、养官、养皇室的支出却越来越多。
税基在缩小，开支在膨胀，朝廷只能把越来越重的税赋压在越来越少的自耕农身上。
自耕农交不起税，便把田产献给权贵豪强以逃避赋税，自己沦为佃户或流民。
税基进一步萎缩，直到安史之乱将这一切全部引爆。
神宗朝也是同样的道理。
王安石变法触动的是谁的利益？是士绅豪强的利益。
免役法让他们不能再靠劳役剥削佃农，青苗法让他们不能再靠高利贷盘剥农民，方田均税法让他们不能再靠隐田逃税。
这些人恨王安石恨得咬牙切齿，司马光一上台便将新法全部废除。
然后呢？
税基又开始萎缩，朝廷又开始缺钱，最后金兵南下，汴京城里的守军连饭都吃不饱。”
“朕今日说这些，不是要考诸位爱卿的史书功课。
朕是要说，大明朝现在的税基，也在萎缩。”
“江南七府，赋税占天下十分之七，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杭州、嘉兴，七个府的赋税比整个北方行省加起来还多。
但我大明朝的赋税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田地和商贾手里收上来的。
朕查过户部的鱼鳞册、黄册，又密令东厂、锦衣卫暗访，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
江南豪强隐田漏税，数额之大，足以再供养一场征东吁之战。”
“苏州一府，商税从五十万两缩水到不足三十万两。
松江的棉布每年出货数千万匹，商税却年年递减。
这些减少的税款，究竟去了何处？
朕若不去江南亲眼看一看，亲自治一治，难道要这些钱，都流入那些贪官奸商之手？”
那都是朕的钱！
都是大明的钱！
岂能被这些宵小贪墨？
殿中群臣被他的气势所慑，一时之间竟没有人敢开口接话。
殿中又沉默了几息。
那几息在文华殿安静的空气中显得格外漫长。
终于。
叶向高缓缓拱手为礼，开口驳斥了！
“陛下所言历朝兴亡之理，臣不敢不深思。
臣在翰林院时也曾通读《资治通鉴》，对陛下所论深有同感，唐朝之亡，北宋之衰，确与财用枯竭有莫大关系。”
他的语气谦和，先肯定了朱由校的观点，这是辩论高手惯用的策略。
先退一步，再寻找反击的突破口。
“但臣想问一句，陛下方才引唐朝、北宋之例，说其亡于财用枯竭。
臣以为，其所以枯竭，不在税基萎缩，而在开支无度、奢靡相竞。”
陛下不是说唐朝北宋亡于财用枯竭吗？
好！
我承认它们确实亡于财用枯竭，但枯竭的原因不是你说的税基萎缩，而是开支无度。
这个角度的刁钻之处在于，它可以直接关联到南巡。
南巡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唐玄宗时府库充盈，然其晚年穷兵黩武，征南诏、伐吐蕃、讨契丹，三边烽火连年不息，每一次出征都要耗费数以百万计的军饷和粮草。
又大修宫室，华清池、长生殿，骊山脚下的宫殿群绵延数十里，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哪一样不是民脂民膏？
安史之乱一起，再多的财富也如流水般散尽。”
“北宋神宗时虽岁入六千万贯，然其开支更是惊人，养兵一百二十万，每年仅军饷一项便要耗去岁入的大半。
朝廷机构臃肿，冗官冗吏多如牛毛，每一张口都要吃饭，每一双手都要领俸。
对辽国每年纳岁币银绢数十万两匹，这些钱加在一起，六千万贯如何够用？
所以臣以为，前朝之亡，不在税少，而在靡费巨亿。”
他抬起头，目光坦然地与朱由校对视，然后话锋一转，直接切入南巡的主题。
“《论语》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是圣人治国的千古不易之训。
敬事是对政务的敬畏，信用是对百姓的承诺，节用是对财力的珍惜，爱人是为君者对子民的仁心，使民以时是征发民力必须选择农闲之季，不可违时害农。
陛下若要南巡，沿途供亿，数十万扈从的粮草、住宿、马料。
龙船和随行舰队从通州一路到扬州沿途的纤夫、牵引、停泊。
扈从、随行官员、将士、太监、宫女的调配和管理。
沿途接见地方官员和士绅时的赏赐。
哪一样不花钱？
臣请户部粗略估算过，即便按照最低标准，一次南巡的直接开支也不下百万两白银。
这还只是直接开支，沿途州县的迎驾准备、道路修缮、河工疏浚、治安维护，这些间接开支加在一起，数字更加惊人。
这些银子，如果用来赈陕西的旱灾，能救多少饥民？
如果用来修浙江的海塘，能保多少良田？
如果用来发边军的军饷，能让多少将士吃饱肚子为大明守边？
臣以为，与其南巡扩税，不如先在京师节用。
节用即是不扰民，不扰民即是爱人。
陛下以为然否？”
叶向高这一番话，层层递进，从历史到现实，从经典到实际。
皇帝想要反驳他，就必须在《论语》的框架内找到突破口。
殿中响起了极轻微的窃窃私语，几个御史互相交换着眼神，有人微微点头，有人捻须含笑。
叶向高这一击，确实漂亮。
然而，朱由校却仿佛早就知晓叶向高会有此论一般，沉默未有两息，便反驳道：
“叶阁老引《论语》‘节用爱人’，朕自幼熟读。
圣人的意思是，节用和增收不是对立的，而是并行的。
该节的地方要节，该增的地方也要增。
朕登基以来，宫中的用度一减再减。
四季常服不过八套，换干洗湿，推衣衣之藩王使臣官吏将士，节用用之禄饷军国之需，无时不念国步之艰，民生之难。
然，爱卿是否忘了同篇下文？
使唤百姓要在农闲之时，不可违时害农。
朕若在秋收之后南巡，九月、十月，正是农闲之季，田里的稻谷已经收完了，地里的麦苗还没有开始种，征发民夫不会耽误农时。
不违农时，又何来扰民之说？”
“况且，爱卿只说节用，朕请问，节用能节出三百万两吗？
朕把宫里的用度裁掉一半，一年不过省下二三十万两。
杯水车薪，何济于事？
节流当然重要，但节流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周易》有言：‘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圣人说得明明白白，治理财政，端正名分，禁止百姓为非作歹，这就是‘义’。
朕作为天子，理财是分内之责，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是必须做的事。
只节流不开源，那是小户人家的过法，省吃俭用，量入为出，不是治国之道。
治国之道是什么？
是《周礼》里说的‘以九赋敛财贿’。
关市之赋、邦中之赋、四郊之赋、家削之赋、邦甸之赋、山泽之赋、币余之赋、牲牷之赋、货贿之赋。
九种赋税，每一种都有它征收的道理，每一种都有它对应的支出。
圣人从来不以征税为不仁，圣人所反对的，是不义之征，是不合理之征，是苛捐杂税盘剥小民。
江南豪强隐田逃税，几十万亩良田挂在几个举人的名下，一文钱的税都不交。
盐商勾结税关胥吏，每年贩卖私盐数百万斤，税收全部落入私人腰包。
矿主霸占矿山，开采出来的铁和煤全部私卖，朝廷连个铁渣滓都收不到。
朕若不去禁绝这些行为，此非‘义’也！
朕若不去惩治这些贪官豪强，才是真正的‘不义’。
这是对那些老老实实交税的自耕农的不义，是对那些在前线拼命的将士的不义，是对整个大明江山社稷的不义！”
叶向高眉头紧锁，但未再接口。
他站在那里，手中捧着玉笏，白须微微颤抖。
他在心底反复咀嚼着皇帝的每一句话，试图找到新的突破口。
他必须承认，皇帝对《周易》的引用极其精准。
“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这句话将征税从一件扰民的负面行为直接拔高到了“义”的道德高度，让他很难再从经典上发起有效攻击。
他在酝酿反击的话语，他的大脑在飞速运转，从《尚书》到《春秋》，从《周礼》到《礼记》，将腹中的经史子集全部调动起来。
但终究，还是沉默下去了。
熊廷弼见到叶向高沉默了，心中振奋。
他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在辩论中把叶向高逼到沉默的份上。
不愧是陛下！
卜一出马，便是叶向高也不是对手。
史继楷见此情形，心中一慌。
叶向高是反对南巡阵营的主帅，如果叶向高在这里被陛下驳倒，那整个反对派的阵脚就会彻底乱掉。
他不能让叶向高一个人扛。
叶向高需要时间思考反击的角度，他必须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哪怕是当一回炮灰，也要替叶向高争取那宝贵的片刻喘息之机。
他深吸一口气，从队列中快步走出，对着皇帝出列作揖，朗声道：
“陛下，臣请引《诗·大雅·民劳》以谏。”
“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这首诗是周厉王时召穆公所作，讽谏厉王不要过度役使百姓。
圣人之遗训，字字千钧。
江南百姓，自一条鞭法推行以来，负担已重，田赋、丁税、徭役折银，每一样都要从百姓的牙缝里往外挤。
这几年虽然新政推行，赋税有所减轻，但百姓的家底还远远没有恢复过来。
陛下若再行南巡，沿途征发民夫、修建行宫、疏浚河道、备办粮草，这些最终都要落到江南百姓的肩上。
臣恐江南百姓不胜其劳。
他们已经累了太久了，让他们歇一歇吧。
与其南巡，不如蠲免积欠、与民休息。”
朱由校转过身，面朝史继楷，目光如电，声音比方才更加锋利了几分。
他等的就是这一刻。
反对派一个一个地跳出来，他一个一个地驳回去，让满朝文武亲眼看着反对南巡的论据被逐一瓦解。
“史阁老引得好。
朕在潜邸读书时，先生教朕《诗经》，讲到《大雅·民劳》这一篇时，朕问过先生一个问题：
召穆公劝谏周厉王，周厉王听了吗？
没有。
周厉王不听谏，最后怎么样？
国人暴动，厉王奔彘，客死异乡。
但爱卿是否记得，《民劳》全诗五章，每章最后一句依次是‘以绥四方’、‘以为民逑’、‘以御不祥’、‘以谨丑厉’、‘以能保利’。
这五句，说的是一件事。
爱护百姓，不是为了什么都不做，而是为了安定四方、抵御不祥、防范丑恶、保持利益。
朕请问史阁老，江南豪强欺压小民、隐田抗税，算不算‘不祥’？算不算‘丑厉’？
那些被豪强霸占了田地的自耕农，他们的‘劳’比南巡更甚！
他们的田被豪强夺走了，他们的税被奸商逃掉了，他们的血汗被贪官吞掉了。
若朕因为怕‘劳民’就不去管这些豪强，那小民被欺压之‘劳’，谁来替他们管？
朕若不去管，那些被欺压的小民就会反问朕：
陛下不是天子吗？天子不是应该替天行道吗？
为什么我们的田被夺走了，我们的税被转嫁到我们头上，天子却坐在紫禁城里什么都不做？”
史继楷张了张嘴，他想说“臣并非此意”，想说“豪强之害臣也深知，但南巡靡耗过甚仍是事实”。
但朱由校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声音如连珠炮般滚滚而来。
“再说‘与民休息’。
爱卿以为休息就是不干活？百姓什么都不做，躺在地里睡大觉，就是休息？
朕看不是。
自耕农的田被豪强霸占了，你让他们休息，他们拿什么休息？
没有田种，没有粮吃，没有衣穿，这种‘休息’是在等死。
商贾被税关的胥吏层层盘剥，你让他们休息，他们拿什么休息？
生意做不下去，货物卖不出去，店铺关张倒闭，这种‘休息’是在破产。
《诗经》里还有一句，‘夙夜在公，实靖夷我邦。’
朕去江南，是去为公家做事，不是去游山玩水。
朕是要亲自到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杭州、嘉兴，一府一府地查账册，一县一县地见百姓，一户一户地清田亩。
江南百姓若知道皇帝是来替他们撑腰、替他们革除豪强压迫的。
那些被豪强霸占了田地的自耕农，那些被税关胥吏敲诈勒索的商贾，那些被贪官污吏欺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小民，他们恐怕不会觉得‘劳’，反而会觉得‘快’！
朕替他们出气，替他们撑腰，替他们把他们不敢告的状告到御前，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负担吗？”
皇帝此话一出，史继楷面色微红。
他站在那里，手中的玉笏微微发颤，嘴唇张了又合，合了又张，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他腹中还有千言万语，他还可以引《尚书》的“民惟邦本”，可以引《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以引《汉书》的“与民休息”...
但此刻这些千锤百炼的经典章句在皇帝面前全都显得苍白无力。
他揖了一揖，缓缓退下。
退回班列时他的脚步有些踉跄，身子微微一晃，被旁边的同僚伸手扶了一下才站稳。
陛下对经史的熟悉程度，居然比他这个正途科举出身、在翰林院待了十几年的老臣还要强。
史继楷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
见反对南巡的两位阁臣皆被驳下，何宗彦也坐不住了。
他整了整朝服的领口，从文官队列中缓缓走出。
“陛下方才驳叶阁老、史阁老之言，引经据典，臣不敢不服。
臣在吏部待了二十年，管的就是官员的任免和考核，臣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饱读经书的鸿儒，和叶阁老相比，臣的经学功底差得远；和史阁老相比，臣的诗学造诣也差得远。”
他的语气谦卑，先把自己摆在了一个较低的位置上。
“但臣仍有一问，《尚书·无逸》曰：‘用顾畏于民碞。’
民碞者，民心之险也。
碞，是山崖上凹凸不平的岩石，是险峻难行的山路。
周公以此戒成王，要时刻敬畏民意。
陛下南巡，臣不怀疑陛下的初衷是好的，是为了整顿江南赋税、澄清吏治。
然陛下是好心，但百姓不一定能理解这份好心。
并且，那些被追缴税款的士绅们会乖乖配合吗？
故臣以为，南巡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会激起民怨。
臣请陛下思之。”
能不能换点有新意的观点来？
朱由校微微摇头，再道:
“‘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朕念的这几句，何爱卿熟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