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
黄骅便将江南七府近三年的官员升迁记录以及赋税的存档文书送了过来。
他身后跟着四个小太监，两人一组抬着两口沉重的樟木箱子。
箱子里装的是户部和吏部调出来的原始档案。
黄骅指挥小太监将箱子打开，将里面的卷宗一摞一摞地搬到御案旁的长条紫檀木案上，按府分列。
苏州府的放一摞，松江府的放一摞，常州府、镇江府、应天府、杭州府、嘉兴府各放一摞，每一摞都用黄绫签子标好了府名。
搬完之后，黄骅将一份总目清单呈到朱由校手中。
朱由校点了点头，挥手示意他们退下，然后从笔筒里抽出一支炭笔，翻开第一摞卷宗，开始仔细参详。
他先看江南七府官员升迁的情况。
明代的选官制度有其理想框架，采取“内外皆历、行政与监察轮历”的路径。
一个官员从科举入仕之后，不能一辈子只在一个衙门里混，必须中央与地方官经历轮换，先在六部做几年主事或郎中，再到地方上去做知府或道台，然后再调回中央做侍郎或尚书。
行政官与监察官职位交替，做几年行政官就要去做几年监察官，做几年监察官再回去做行政官，如此反复轮转，以保证官员既懂实务又通法度，既知道怎么做事又知道什么不能做。
这套制度在洪武和永乐年间执行得相当严格，但到了万历年间便日渐松弛，许多官员开始通过各种关系在吏部的铨选过程中动手脚，尽量留在京城的肥缺上，不愿意到地方上去吃苦。
譬如如今的阁臣孙如游，半天地方的经历都没有。
朱由校登基之后大力整顿吏治，重新严格执行内外轮历和行政监察交替的制度。
江南七府作为财赋重地，其官员的升迁变换自然满足这些条件。
苏州知府任满三年便调任江西按察副使，松江知府任满后升任南京户部侍郎，常州知府调任都察院佥都御史，每一次调动都遵循着中央与地方轮换、行政与监察交替的原则，从程序上看无可挑剔。
并且许多官员都是朱由校亲自授意吏部去安排的。
这些人里有的是新科进士出身的年轻新锐，有的是在新政中表现突出的地方能吏，有的是经过锦衣卫严格审查之后被认为忠诚可靠的旧官僚。
然而，官职任免没什么猫腻，但比对近三年来的江南七府的赋税情况，却让朱由校的眉头紧皱。
他将三年的卷宗并排摊开在御案上，将三年的数据进行纵向比对，画出折线图。
结果让他这个皇帝很是不悦
苏州府是大明最富庶的府，天启四年田赋折银一百九十八万一千两，工商税约五十万两。
单此一府的田赋就抵得上北方半个省的总额。
松江府紧随其后，田赋约一百零一万五千两，工商税四十万两。
常州府田赋约三十六万四千两，工商税二十万两。
嘉兴府田赋约三十六万四千两，工商税二十万两。
湖州府田赋折银约四十万七千两，工商税十万两。
...
这些数字是朱由校借闻香教叛乱之后，在江南进行大规模清洗整顿、并且用救灾司和清田司控制基层之后第一年的数据。
这一年的赋税数据是真实的，至少是接近真实的。
江南七府的田赋和商税加在一起，突破了五百万两大关。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一年比一年低。
第二年就变成了四百万两，少了整整一百万两，而且是在没有任何重大自然灾害、没有任何大规模战乱、商业和手工业持续繁荣的情况下减少的。
今年上报的数据，就只有三百五十万两左右了。
这个数字还在持续下降，看这趋势，明年是不是要跌到三百万两以下？
好家伙！
缩水太多了罢？
三年时间，赋税缩水了近三分之一。
就算是用最宽松的标准来衡量，这个缩水幅度也远远超出了正常波动的范围。
即便是今年浙江嘉兴一带也确实受了飓风海溢，但你江南七府之地，怎么年年遭灾？
苏州府的赋税卷宗里，去年的减税理由是“夏秋连雨，稻谷歉收”。
前年的减税理由是“春旱夏涝，蚕桑失收”。
再前年的减税理由是“蝗灾过境，禾苗尽损”。
年年都有新灾情，每一种灾情都不重样，每一种灾情都刚好控制在“不足以惊动朝廷派人来核查”的范围内。
田赋因为清田的原因，田亩的底册已经全部登记在案，每一块田地的面积、肥瘠等级、应缴税额都写得清清楚楚，很难在这些硬数据上做手脚。
所以缩减也不是很快，三年总共只减少了不到一成。
但商税缩减的速度就太快了。
三年时间，商税从高峰时期的数百万两缩水到如今只剩下一小半，这个降幅无论如何都无法用正常的经济波动来解释。
什么织厂破产，什么织机损坏，理由千奇百怪。
松江府的织户们年年上报说织机损坏，苏州府的丝织作坊年年上报说原料不足，杭州府的茶商们年年上报说茶山遭受冻灾，茶叶产量锐减...
总之，大明原本能够征到的商税，在这些层出不穷的理由之下缩减了许多。
但货物通运的数量，却始终未减。
货物还在流通，商人还在赚钱，但税却交不上来了。
这些减少的税款，究竟去了哪里？
答案不言自明。
它们没有消失，只是从国库的账本上消失了，流入了那些负责征收商税的吏员、地方士绅和商贾自己的口袋。
每一笔被截留的税款，背后都有一条完整的利益链条。
商人贿赂税吏，税吏篡改账册，账册上报知府，知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后将缩水之后的数字报给户部。
户部的堂官们坐在北京的衙门里，看不到江南的真实情况，只能根据下面报上来的数字做账。
并且，南京镇守太监高起潜的奏报可知，那些新上任的江南各州府的官员，不到一年，便与当地沆瀣一气。
江南是温柔乡，销金窟。
秦淮河的画舫夜夜笙歌，苏州的园林美不胜收，杭州的西湖风光旖旎，扬州的盐商富可敌国。
一个没有坚定信念的臣子，到了这种地方，周围全是金钱、美色、美景和奉承，很快就会堕落。
起初只是接受一顿免费的宴请，觉得无伤大雅。
然后是收下一件不贵重的礼物，觉得人情往来无可厚非。
接着是在商税的账册上来一次权力的小小任性，觉得不过是小事一桩。
到最后便是和当地士绅称兄道弟，彻底变成了他们的保护伞。
而被朱由校派去江南整顿商税的杨涟，专司整顿江南七府的商税征收。
他在江南待了整整三年，每年都要写十几份奏疏汇报整顿进展。
结果进展缓慢到几乎停滞的地步。
大明神剑都搞不定江南的铁板一块，再派谁过去都没用。
朱由校心里明白。
想要江南士绅将钱吐出来，除非他再搞一次闻香教叛乱。
再用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席卷江南七府之地，再杀一批士绅，再抄一批家产，再换一批官员。
但那意味着江南社会将再次经历一场大地震。
数以千计的人头将落地，数以万计的人将被流放。
江南的经济将在短期内遭受重创，那些刚刚在新政下恢复元气的丝织业和棉纺织业将再次陷入停滞。
或者。
如满清一般，杀到江南人头滚滚，用屠刀让江南士绅彻底丧失反抗的意志。
但那样做，他和满清有什么区别？
他是汉人皇帝，不是异族征服者。
他不能在江南搞屠城。
所以...
一根筋变成两头堵了。
杨涟是个好官，清廉刚正，不畏权贵，如果放在北方任何一个省份，他都能把商税整顿得井井有条。
但江南不是北方。
江南的士绅不是在被动地偷税漏税，他们是在主动地、有组织地、以整个社会网络为依托地对抗朝廷的赋税征收。
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靠一个人的力量是解决不了的。
杨涟查不到真凭实据，不是因为他无能，而是因为整个地方社会都在替那些偷税的人打掩护。
税吏帮着商人做假账，知府对税吏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士绅们利用自己在朝中的人脉关系向都察院和户部施压，弹劾杨涟的奏疏里充斥着“苛政扰民”“伤及无辜”“有损圣德”之类的道德指控。
杨涟一个人，怎么可能斗得过这整张网？
或许，也是后来清朝康熙为何屡次南巡的原因。
康麻子一生六下江南，每次南巡都要亲自巡视河工、检阅驻军、考察吏治、接见士绅，其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游山玩水。
康熙当然也喜欢江南的风景和美食，但他之所以要不惜耗费巨资六下江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需要亲自去解决江南的问题。
江南是大清的财赋重镇，江南稳则天下稳，江南乱则天下乱。
皇帝亲自去和江南士绅面对面地博弈，效果远比派一百个钦差都好。
朱由校要做的，也是同样的事。
只不过他要去得更彻底，手段更狠。
若是臣子解决不了江南的问题，那他这个皇帝亲自来。
接下来几日，朝野震动。
皇帝要南巡的事情，虽然许多人提前一两个月就知晓了。
毕竟。
宫中为准备南巡，已经做了许多准备。
朱由校早在两个月前便下旨将京城到通州、通州到天津卫、天津卫沿运河南下的官道全部铺设水泥路面，并且疏通运河，准备龙船。
以及提前派遣官员到皇帝可能落脚的州县准备迎驾之事。
但这毕竟只是皇帝暗地里进行的，没有正式下诏，没有在内阁会议上讨论，没有在经筵上宣布，一切都还停留在“做准备”的阶段。
他们不好说什么。
但如今皇帝直接言明，要南巡，要御经筵谈南巡的事情。
这事情便已经上台面了。
南巡之事一旦搬上经筵，就意味着皇帝将此事纳入了正式的朝政议程，不再是私下的准备，而是公开的决策。
经筵之后便会有正式的诏书下发，诏书一下便成定局，再想反对就晚了。
大多数官员，都是不愿意让皇帝南巡的。
这些官员分布在京城各大衙门，有的是清流言官，有的是六部堂官，有的是内阁阁臣，有的是在朝中混了几十年的老官僚，有的是刚从地方调上来的新贵。
他们的政治立场各不相同，在经筵上对皇帝征伐政策的支持程度也各不相同，但在这件事上却达成了惊人的一致。
一方面，皇帝在京师，便已经给他们这些官员极大的压力。
朱由校登基以来整顿吏治，锦衣卫和东厂的密探遍布京城各大衙门，官员们每天上班时都要提心吊胆。
生怕哪句话说错了被密探记录下来，生怕哪笔账对不上被审计司查出纰漏，生怕哪个案子判错了被都察院的御史弹劾。
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已经有不少官员感到喘不过气来。
若是皇帝到了地方，指不定生出什么事端出来。
京城毕竟是天子脚下，锦衣卫再厉害也还要走个程序，地方上可就没那么多讲究了。
皇帝巡幸地方，可以绕过所有常规程序，直接召见当地的官员和百姓，直接翻阅当地的账册和卷宗，直接审问当地的人犯。
到时候一些肮脏的事情，以及地方对新政的阳奉阴违都被皇帝看到了，那该如何是好？
许多地方官员并没有严格执行新政。
他们在奏疏里写得天花乱坠，说新政推行得如何顺利、百姓如何拥护，但实际上要么对执行新政阳奉阴违，要么继续沿用旧的做法，新政的许多措施在地方上早已走样。
这些事情如果被皇帝亲眼看见，他们头上的乌纱帽还能保得住吗？
若是皇帝铁了心要整顿那些肮脏的事情，势必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
届时，皇帝说不定有生命危险。
正德十五年，武宗南巡至南京，在清江浦泛舟时落水，虽然被及时救起，但从此一病不起，次年便驾崩于豹房。
朝廷的官方说法是“舟覆落水”，但当时就有传闻说，是因为武宗在南巡中查处了大量地方贪腐，得罪了江南的士绅和宦官集团，被人暗中动了手脚。
这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阴谋论。
因为落水事件前后有太多可疑迹象：
出事当天清江浦的水位只有齐腰深，即便落水也不至于危及生命。
武宗落水后身边的几个贴身侍卫不是立刻下水救人，而是迟疑了片刻。
事发后负责武宗安全的那几个侍卫全部被调离京城，其中一个在回乡途中死于“强盗劫杀”。
这些疑点加在一起，很难让人相信正德的死只是一场意外。
另一方面，南巡的话，靡耗甚多。
本朝皇帝极少南巡，正德南巡一次，沿途耗费白银上百万两，这还是往低了算的。
因为正德的南巡只走到南京便折返了。
如果像计划中的那样沿运河南下，经扬州、苏州、杭州，直到宁波，沿途要修建行宫、加固桥梁、疏浚河道、备办膳食、征调民夫、调拨护卫兵力，各项开销加在一起至少百万两以上。
这对民生不利。
百万两白银如果用来赈灾，能救活多少个县的饥民？
如果用来修水利，能灌溉多少亩良田？
如果用来发军饷，能养多少万大明的边军？
现在全砸在皇帝的一次南巡上，沿途的州县百姓还要承担繁重的迎驾负担。
对接待皇帝的州县百姓，更是有巨大压力。
皇帝驻跸的州县，要提前数月准备迎驾事宜，征调民夫修建行宫和道路，储备大量的粮食和物资，这些费用表面上由朝廷拨款，实际上大部分都通过各种方式转嫁到了当地百姓头上。
在他们看来，皇帝待在京师就是最好的，干嘛要南巡？
如今天下，已经稳中向好了。
新政推行几年，国库有了盈余，边患得到了遏制，南洋的扩张进展顺利，百姓的日子虽然不算富裕但至少能吃饱穿暖。
陛下何至于如此？
安安稳稳地在京师做圣天子，垂拱而治，等着臣子们把天下治理好，不比他亲自跑到江南去劳神费力强？
何苦要亲自跑到江南去，冒着被刺杀的风险，耗费百万两白银，给沿途百姓增加沉重负担，就为了查几个偷税漏税的商贾和几个阳奉阴违的官员？
文渊阁中，内阁次辅叶向高环视众阁臣。
阁臣史继楷、李汝华、孙如游、孙慎行、何宗彦、熊廷弼、徐光启，皆在此列。
“诸位。”
“陛下将南巡，我等必要劝谏。
陛下若是对江南赋税不满，可以让户部加派人手下去核查。
若是对江南吏治有疑虑，可以让都察院组织专案审查。
若是对杨涟的工作不满意，可以换一个更得力的人去。
事情都能商量，没必要到南巡的地步。
南巡靡耗钱粮，又恐陛下安危。
陛下是我大明的天子，是我大明的根本，根本若有闪失，天下必乱。
我等为臣子，必要劝谏！不能眼睁睁看着陛下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
“不错，叶阁老所言极是！”
史继楷第一个站出来附和。
“陛下若南巡，沿途各府州县的官员必然倾巢出动迎驾，政务荒废，民生扰攘。
一个知县一旦接到迎驾任务，接下来三个月别的什么都干不了，天天就忙着修路、备粮、练仪仗。
而且陛下到了地方，那些地方官员为了在陛下面前表现，必然大搞面子工程，劳民伤财，反而把正经的民政事务抛在脑后。”
“更严重的是，陛下亲临江南，必然要查账，那些账册上的问题，岂是一句两句能说清的？到时候闹出大乱子来，如何收场？”
何宗彦亦是上前声援叶向高。
然而，除此三人外，其余人却无动于衷。
孙如游见气氛有些尴尬，便开口道：
“陛下将于二十日御经筵辩论此事，到时候再看便是了。
经筵之上，诸位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当面和陛下说，陛下乃是圣明君主，听得进劝谏。
与其我们在这里私下商议，不如等到经筵时，用道理说服陛下。”
叶向高不置可否。
“若真到了御经筵之时，已经迟了！”
“况且，君臣奏对，谁赢谁输，都是输家，此事最好不要闹到经筵上去。”
“为了大明，诸位当真不与我一道递牌子面圣？”
然而，回应他的，只有沉默。
对这个结果，叶向高并不奇怪。
李汝华是帝党，孙如游是帝党，孙慎行虽然保守但也是帝党，熊廷弼更是帝党中的帝党，徐光启从来不参与党派之争但他是皇上一手拔擢入阁的，自然也属于帝党。
这些人都是皇帝一手拔擢的帝党阁臣，他们能有今天的权位，全凭皇帝的信任和提拔，没有皇帝的支持，他们寸步难行。
皇帝要南巡，他们虽然心有顾忌，但他们的政治生命是绑在皇帝的战车上的，皇帝的方向就是他们的方向。
他们不愿意触怒龙颜，绝对不会和他叶向高一路的。
但他叶向高不同。
他不是帝党，他是旧党，是万历年间就已经入阁的老臣，在朝中的根基是几十年的资历和人望，而不是皇帝的恩宠。
他说话的分量来自于他自身的刚正和清廉，来自于他几十年来从不结党营私、从不屈从权贵的风骨。
所以他不怕触怒龙颜。
如果他因为劝谏而触怒了皇帝，最多不过被罢官回乡，他这把老骨头也已经到了该告老还乡的年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