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兴华社驻华盛顿记者冉维，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华盛顿特区宪法大道一号，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门前。”
“现在是当地时间9月20日上午7点，国内时间晚上19点整。备受瞩目的我国著名导演路宽先生被诉包括国安、商业等罪名一案，即将在这里正式开庭。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宪法大道两侧几乎已经是人山人海。”
冉维曾作为战地记者赶赴过巴格达，具有一线战地报道经验，是典型的鹰派记者，也是此前在国会大厦参议院德克森大楼的听证会现场外，对鸿蒙公司收购诺基亚案的听证会进行现场报道的记者。（742章）
镜头从他肩侧推出去，扫过半条宪法大道。
初秋的晨雾还没散尽，灰白色的花岗岩台阶在潮湿的空气里颇有些冷峻的意味，警戒线从台阶底部向外延伸出三十多米，将陆续聚集的人群拦在黑色金属护栏之后。
护栏内侧最靠近法院大门的，是几十名举着“Free Lu”手绘海报的华裔留学生，有人披着国旗，也有人举着水晶宫红蓝相间的球衣，他们身后是自发前来的华人社团代表，拉着一面写着“We Want Justice”的白色横幅。
护栏外侧则是举着“Deport Him”硬纸板的白人中老年群体，属于国内的死硬派，与内侧的支持者隔着警戒线相互喊话，但被一排戴着塑料手环的法警隔开。
而在支持者阵营的左翼，一支大约二十人的彩虹旗方阵安静地站在人群边缘，举着“Love Wins”和“Stand With Crystal”的标语牌，她们大多是林肯纪念堂集会后被刘伊妃的演讲打动而来的LGBTQ群体代表，此刻沉默地站在一起，像一道醒目的色带。
“现在距离开庭还有一个多小时。”冉维侧了侧身，让镜头能同时收录到他身后逐渐密集的人潮，“从现场的支持人群来看，还是支持路导的居多。毕竟过去这些年他在国际艺术领域和商业社会中积累的口碑和声望，不是控方一两项莫须有的指控就能轻易消解的。”
鹰派记者面色严峻地指出：“特别是这一次在非法羁押期间造成的失明事件，虽然路导已经受到威尔默研究所的全力会诊救治，但至今拘留中心方面没有给出合理解释，对于相关方要负的主要责任，博伊斯律师团队已经提起了刑事控诉，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当然……”
他顿了顿，语速放慢了一些，像是在对着国内几千万电视机前的观众逐一拆解：“现阶段最重要的还是要关注这场庭审的结果，我社也会保持密切关注，保障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接下来趁着时间还早，我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联邦刑事庭审的基本规则和今天现场的席位安排。”
“美国的刑事审判实行陪审团制度。这起案件是重罪起诉，由十二名从华盛顿特区居民中随机遴选出来的普通公民组成陪审团，他们会坐在法官右侧那个围栏式的半封闭区域里，全程旁听所有证据和证言，最后在评议室里进行不公开讨论，投票决定被告是否有罪。”
冉维说到这里，忽然被身后一阵骚动打断了话音。
原本还算安静的人群像是瞬间被煮沸了一般，从法院正门的方向开始向外层层扩散出涟漪，有人举起手机，有人踮起脚尖，几个扛着长焦镜头的摄影记者同时朝同一个方向转了过去。
镜头跟随冉维的目光迅速调转——
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凯雷德正缓缓停在警戒线外侧的临时落客区。
车门打开，先是一只黑色平底鞋踩上柏油路面，紧接着，穿着一条深灰色长裙、腹部明显隆起的刘伊妃从车厢里探出身来。
奥斯卡影后的头发简单地拢在脑后，没有戴墨镜，没有戴口罩，素净的面孔上带着一种沉静的淡然。
她今天不是证人，不需要从侧门避开媒体，便自然而然地带着两个孩子从正门走向法院台阶。
快门声像夏夜的骤雨一样劈头盖脸地砸下来，与此同时，国内正值《连播》结束，各家电视台、门户网站、论坛也都开辟了专题报道，向关心本案的十多亿同胞们第一时间送上现场的实时报道。
这样的态势从一月之前就开始了，只不过今天这场庭审是重中之重，更加吸引全国乃至全球观众的目光。
画面从冉维处切回演播厅内，撒贝宁和节目请来的两位嘉宾已经就座：
复旦大学东大研究院院长、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张维为，以及著名军事评论员、国防大学教授张诏忠。
张维为穿着一件深蓝色西装，面前摊着笔记本，张诏忠则是一身常规的墨绿色夹克，坐姿松弛，手里转着一支笔，像在军校讲堂上等着学生提问。
灯光从头顶打下来，将三人的面容清晰地投射到全国数亿观众面前的屏幕上。
撒贝宁微微侧身，目光从提词器上收回，先看向张维为：“张教授，庭审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就要开始了，您是国际问题的专家，能不能先给我们普及一下，像这种规模、这种性质的案件，在联邦法院一般会持续多久？”
张维为点了点头：“从联邦刑事审判的惯例来看，涉及国安和商业混合指控的重案，如果证据充分、控辩双方证人名单都排得很长，通常要一周时间。但我个人估计，这案子可能打不了那么久。”
他皱着眉头分析道：“我个人认为，司法部国家安全司那边其实很难拿出确凿的客观证据来，因为如果真有直接证据，比如一段明确的通讯记录或者实物截获，他们早就拿出来申请闭门审理了，根本不会走公开陪审团的路子。”
“所以接下来质证环节不会拖得太长，因为控方拿不出太多书证、物证，最后的攻防大概率会集中在言词证据和证人证言上。短的话，三到五天就结束了。当然，如果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裁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悬案陪审团’，法官会宣布审判无效，控方可以选择重新起诉，也可以就此放弃，案件会回到原点。”
撒贝宁点了点头，又转向张诏忠：“张主任，对方指控里有一条提到，路导当年在小鹰号上创作《球状闪电》时，涉嫌拍摄了航母的电磁频谱数据和舰载机调度参数，从您的军事技术专业角度看，这种指控有依据吗？”
张诏忠把笔往桌上一搁，露出标志性的憨厚笑容：“这个问题其实大家伙这一两个月都讨论了无数次，我可以说叫无稽之谈。”
他靠着椅背，信誓旦旦道：“小鹰号嘛，常规动力的，蒸汽弹射，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老船了。你说拿到它的电磁频谱数据——说实话，就算拿到手了，我们也不一定有那个技术能力去消化。人家的航母作战体系发展了几十年，那套东西复杂得很，你拿一堆数据回来，看得懂吗？”
战忽局长连连摆手：“就像给你一本德文说明书，字都认不全，还谈什么改装？所以我说，这条指控从技术上讲，有点高估咱们的科技水平了，这可不是妄自菲薄啊？是真的来不了，你不能突破客观规律嘛，是不是？”
撒贝宁是专业的，一般不会笑，他面色自如地追问道：“那还有一条关于无人机收集航母数据的指控呢？控方在前天的记者会上提到，说现在的调查结论是路导的无人机在拍摄过程中可能搭载了特殊模块。”
张诏忠笑容更加松弛，语气里带着一种认真的困惑：“这个就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咱鸿蒙那个无人机我了解过，主要用途是航拍、植保、物流配送。”
“就这么大点儿的旋翼机，滞空时间有限，载重也有限。你说它搭载特殊模块收集航母数据，那个特殊模块得多轻？得多省电？还是七年多以前？航母停在港里，周围安保那么严，这么多人盯着，你怎么操作飞机去犄角旮旯里寻摸去？这不现实嘛！咱们的技术哪有那么先进。”
他顿了顿，看着镜头摇了摇头，“所以啊，有时候我就是觉得，他们有点儿把咱们的民用无人机当成科幻电影里的间谍装备了，想象力太丰富，嘿嘿。”
“感谢张主任的现场解读。”，主持人把话题引回张维为：“张教授，这个时间节点也很有意思，两位候选人此时都在华盛顿。上个月还先后去了伊妃做产检的医院，公开表达了对这位母亲的关切。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张维为和局长配合默契，一个战忽，一个鹰派：“现在的选情是希这块儿明显落后，邮件门事件对她的打击非常大，她很着急，因为如果就这么下去，没有其他变量的话就基本一路式微下去了，是吧？”
“对于他们二位来说，现在威胁论的表态要让位于政治正确，像少数族裔、女性、LGBTQ群体等等这些都是摇摆州的关键变量，林肯纪念堂集会之后，伊妃在这些群体中的影响力已经是不容忽视的变量了。”
他顿了顿，透露了一个消息：“另外，我在那边有些法律界的朋友讲，这两位可能都会出现在这两天的庭审现场的旁听席，来展示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参与度，所以全世界媒体都称这个案子为‘世纪庭审’，确实不为过。”
撒贝宁接过话头，目光里带着探询：“那您觉得，从更大的格局上看，这个案子真正的起因是什么？莫须有的罪名之外，我们应当怎么理解？”
张维为的表情瞬间严肃，连一边的战忽局局长都正襟危坐起来。
“莫须有的罪名只是表象，这个案子背后，本质上是国际高科技领域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的必然产物。鸿蒙的手机业务已经进入全球前三，收购诺基亚无线部门之后通信专利布局日趋完善，无人机在全球民用市场占有率超过七成。”
“路宽先生及我们泛称的问界系、鸿蒙系所代表的这一轮新兴的文化科技力量，在多个赛道上同时触动了对方核心利益团体的蛋糕——微软、高通、波音、好莱坞、乃至很多军工科技复合体。当你在商业战场上赢不了的时候，诉诸司法工具就成了一种选择。”
张维为义正词严道：“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合理的判决，而是一个信号，来告诉全世界，想在这些领域挑战美利坚的规则，代价是什么？所以这个案子表面上是告一个人，实际上是狙击一条赛道。迈过去，我们的科技企业就获得了更大的国际空间，迈不过去，后发者就会多一层顾虑。”
他话音刚落，电视机前和网络直播上的弹幕讨论已经不可抑制地爆发了。
身边的张昭忠也收起了战忽时的憨厚笑容，沉声道：“我们讲大国崛起，历史上每一轮科技主导权、文化话语权的更替，都会伴随着一定的抗争和摩擦。”
“当年日苯半导体崛起的时候，东芝是怎么被打压的？阿尔斯通被拆分的时候，法国人又是怎么被长臂管辖的？现在轮到我们在通信、无人机、新能源以及文化输出这几个赛道站到聚光灯下，我想这一刀迟早要来，这是他们的霸权主义基因所决定的。”
“但是！”
局座竖起一根手指，气势凌厉：“但是这一次不同的是，我们有十四亿同胞的支持，有伊妃这样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勇敢、坚韧的杰出女性支持，有全世界的善良、正义的声音支持，甚至连欧洲各个国家的表态都很积极，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仗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节点——”
“我们的路导今天站在被告席上，一定会严正地告诉全世界，当正义被包装成法律程序的时候，依然有人敢于站在法庭上说出真相，依然有力量能够穿透程序的黑箱。”
“我们不允许正义缺席，更不允许正义迟到！”
他靠回椅背，补了最后一句，声音不大，字字铿锵。
此刻，全世界的网络弹幕上都飘飞着遮天蔽日般的“正义必胜”一类的应援声，全世界的人们也像此前在林肯纪念堂前一样，关注着这场世界庭审的全程。
正义必胜，一个多么美丽的愿景和期待。
然而一个无奈的现实是，正义往往并非必胜，特别是在这样强大的对手面前，正义需要无比强悍和力量和机谋来保证最终的胜利。
所幸，现在在镜头无法触达的哥伦比亚联邦法院内部，身着西装正走上被告席的，是这个世界的一位意外来客。
在众人的瞩目下，戴着墨镜的东大导演，在法警的引导下准确地找到了被告席。
根据目前拘留中心对外公示的情况，这位艺术家的眼疾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威尔默眼科研究所主持的顶级医疗专家会诊中，已经有逐渐好转的迹象，但这会儿还没有完全恢复，仅能够勉强辨认方向和障碍物。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一消息也让适才出现在镜头前的刘伊妃“感到庆幸”，露出了这个一个月以来为数不多的“笑容”。
此刻，她正带着两个孩子坐在家属席的第一排，看着丈夫脊背挺直，面色沉稳地靠着椅背看过来，不知道他墨镜下的眼睛能不能看清自己，但呦呦的一个低声呼唤叫他露出了笑容，敏锐地捕捉到了家人的方向。
一家四口，就在这样一个秩序森演的法庭里，自成一片温馨的天地。
带着两个孩子全程参加庭审是刘伊妃自己的主意，这一次对双胞胎来说也是蜕变和成长的契机，很难讲等他们长大了，未来会不会也遭遇到类似的斗争境地。
何况在这种时候，没有比一家人并肩战斗更重要的支持了，这超越了一切。
上午八点半左右，法庭内的布局在晨光中一览无余。
法官席居中高踞，背后是深色橡木护墙板，上方悬挂着联邦法院的徽章。
法官席右侧是陪审团席，两层阶梯式的座椅，此刻还空着，十二把椅子加两把替补椅整齐排列;
法官席正前方是书记官和法庭记录员的位置，左侧是证人席，一个略高于地面的方形平台，侧面有一扇门通向证人候询室。
控方桌位于法官席右侧前方，卡林坐在主位，深灰色西装，面前摊开的卷宗上用彩色标签标记着不同章节，他今天亲自出庭，而不是坐在旁听席督战，足见对案件的重视；
他身旁是一位四十出头的女性检察官，深棕色套装，胸牌上标注着“司法部刑事局”，显然是负责商业犯罪专项指控的协诉人员，两人面前各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屏幕的冷光映在脸上。
辩方桌位于法官席左侧前方，博伊斯坐在靠法官席的那一侧，老律师今天换了一套深炭灰色的三件套，领带是暗红色的，这是他出庭大案时的固定配色，圈内人都知道。
他身旁坐着三位助理律师，也都是圈内鼎鼎有名的大手子，每个人面前都摞着高高的卷宗，姿态淡然。
旁听席的分布则呈现出华盛顿权力生态的微妙缩影——
家属席之外，第二排坐着两名身着深色西装的东方使馆官员，表情克制，目光平视前方；
第三排往后，分散坐着来自司法部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国防贸易管制局、财政部外资审查委员会等部门的旁听人员，大多穿着低调的深色正装，面无表情，像是来参加一场与自己无关的例行会议。
其中，班农坐在旁听席第四排靠左的位置，双臂交叠，面色肃然，目光落在被告席上，像一头蛰伏的野兽在观察笼子里的猎物。
盖茨没有出现。
从案件公开至今，他从未在任何与路宽案直接相关的场合露过面，避嫌避得干干净净，干净到人尽皆知。
“全体起立——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现在开庭，尊敬的保罗·弗里德曼法官即将入场。”
法警的声音通过音响响彻全场，座椅折叠的咔嗒声连成了一片，法官席侧门推开，保罗·弗里德曼穿着一袭黑色法袍稳步走入，落座。
他环视法庭，眼神透露出对本领域的绝对掌控，旋即拿起法槌，不轻不重地敲了一下。
“咚”的一声，在挑高的法庭穹顶下回荡了半秒，复被吸音墙壁吞没。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第一审判庭，现在开庭。”弗里德曼的声音低沉清晰，通过法庭的麦克风传遍每一个角落，“请书记员宣读案号。”
书记员站起身，声音平稳而程式化地念出开场词：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保罗·弗里德曼法官主审，今日开庭审理案件编号二零一六-CR-零零四二七，美利坚合众国诉路宽案。”
“本案由司法部国家安全司牵头公诉，司法部刑事局、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协诉，国防贸易管制局就ITAR管制项、财政部外资审查委员会就诺基亚收购规避项、国防部海军犯罪调查局就小鹰号登舰调查项、安全司反情报与出口管制科就《外国代理人登记法》项下社交媒体影响力操控行为，分别出具举证意见。”
这是介绍控方的组成人员。
除了司法部部长助理卡林自己亲自出庭应诉国安层面的事项外，对路宽的商业犯罪指控方面会由其他人协诉。
后面提到的各机关部门，都是针对各项罪名的举证单位。
很显然，这是一个惊世骇俗的案由以及来头吓人的控方组成，不过戴着墨镜的被告人岿然不动，七十多岁的弗里德曼也已经驾轻就熟地开始一系列固定流程：
首先是核对当事人身份，问及姓名、国籍、出生日期、护照号码和当前住址，路宽一一作答，像在填写一份入境登记表。
“被告，你有权提出以自己的母语作为审判语言，来保障你的合法权益，是否提出？”
“不提出。”
弗里德曼推了推眼镜，神态略微轻松了些，他还真怕这位艺术家搅毛，要是多了一个翻译人员，那每一遍质证、发言、辩论都要重复，无疑会极大增加庭审的复杂性和时长。
但这确实是每个被告的合法权益，类似在国内，外国人和少数民族被告人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如果司法机关未依法提供翻译，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获取的供述，可能因违反程序规定而被认定为非法证据，情节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案件被退回补充侦查，或者在审判阶段被直接排除关键口供。
这些都是刑辩律师程序脱罪的重要抓手，特别是在做边境的一些涉外毒品案件中，相当多的被告都来自金三角。
弗里德曼这样的老法官自然严谨，他继续流程：“被告以及辩护人（defense counsel），是否申请回避？”
“不申请。”
“不申请。”
“好，被告。”弗里德曼点头，推了推眼镜，单独看向路宽，“本院需确认三件事，第一，你是否在庭前至少十五天前收到起诉书，并明晰内容？”
“是。”
“第二，你的辩护人是否已向你逐条解释起诉书所载的若干项指控，以及你在每项指控下的权利？”
“是。”
“第三，按照《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1条，本院需确认你当前的精神与身体状态足以参与本次庭审。你双目失明的情况，是否需要法庭调整任何程序安排？或者就此提出新的动议？”
男子依旧对答如流，毫无犹疑：“不需要，谢谢法庭。”
这里涉及到一个庭前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
也即如果路宽作为被告在笔录中做过不利于自己的陈述，现在是可以以受到刑讯逼供而失明为由，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的，这在国内一般是于庭前会议提出。
但本案中，侦查机关FBI显然不敢在两大国以及全世界的注视下搞刑讯，路宽的笔录里当然也都是不认罪的内容，也就没有必要多此一举，至于其他证人和同案犯是否遭受刑讯，不在此刻调查之列。
不过就像此前路宽不要求用母语开庭一样，这个回答又叫弗里德曼松了一口气。
对于这位七十多岁的老头来讲，抛却所有的立场、国别、倾向不看，今天出现在现场的这位被告，确实是一个让他不得不暗自点头的人物。
深色墨镜遮住了那双失明的眼睛，但墨镜下方那张脸有一种真正经历过风浪之后沉淀下来的从容。
他坐在被告席上，脊背挺直却不僵硬，双手自然地搁在桌面上，既不紧张地绞在一起，也不刻意地摊开以示坦然，就那么放着，像坐在自己的剪辑台前等一段素材渲染完毕。
弗里德曼从二十多岁开始执业，先是做了二十多年的律师，又当了三十多年联邦法官，见过形形色色的被告和当事人，有嚣张跋扈的，有瑟瑟发抖的，有满嘴谎言的，也有故作镇定的。
但眼前这位被当局指控为窃国大盗的艺术家……身上有一种罕见的豁达与洒然。
他明明可以利用自己失明、外国人身份、舆论关注等处境给庭审制造无数程序上的麻烦，申请翻译拖延时间、以身体状况为由要求延期、以非法羁押为由申请排除证据，但他一项都没有用。
他没有利用那些合法的权利去增加庭审的难度，而是选择了最直接、最坦荡的方式来面对这场决定他余生的审判。
这在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法庭上，都是毋庸置疑的加分项。
法官再怎么强调自己要秉公执法、不受主观印象影响，也终究是人，是人就会有同理心，会不自觉地欣赏一个在重压下依然保持尊严的人。
陪审员们也是如此，他们被告知要依据证据来判断，但也会在心底里给那些坦荡、从容、不耍花招的被告多留一丝善意。
而这一丝善意，往往就会在评议室里，在证据天平两端摇摆不定时，成为不可言说却决定走向的砝码。
弗里德曼又相继问了几个问题，半小时的程序性发问很快过去，这也是张维为此前在直播中表示第一天的庭审不会太有波澜的原因，因为程序性工作就占据了很多时间。
终于，卡林代表控方开始正式宣读起诉书。
“起诉书共列四项指控。”
“第一项，违反《间谍法》——被告在获得授权登舰拍摄电影《球状闪电》期间，未经授权拍摄并传输了小鹰号航母的电磁频谱数据及舰载机调度参数，该等信息属于涉及国家防御的受限信息，且被告明知该等信息的敏感性。”
“第二项，违反《国际武器贸易条例》——被告通过其实际控制的鸿蒙系企业，在无人机研发过程中，从我国境内多家供应商处违规进口了受该条例管制的军事级惯性导航元件及光学瞄准组件，且未取得国防贸易管制局的相应出口许可。”
“第三项，规避外资审查委员会审查——被告在收购芬兰诺基亚公司无线业务部门的过程中，通过多层离岸架构和关联交易安排，故意隐瞒了收购方的实际控制人身份，以规避外资审查委员会的管辖权审查，构成向联邦政府机构的虚假陈述。”
“第四项，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被告通过其实际控制的实体，以隐蔽方式取得了社交媒体平台推特的重大影响力，并利用该平台进行超出正常商业范畴的意识形态策动和信息操控，且未按法律规定以外国代理人身份进行登记。”
……
起诉书内容和此前大同小异，只不过在几大国安和意识形态罪状之外，又由协诉人补充起诉了一些商业犯罪，但不算是今天双方真正关注的焦点。
弗里德曼看向路宽，目光从老花镜上方透过来，声音平稳：“被告，你是否听清起诉书所载各项指控？”
“听清了。”
“你是否理解，针对每一项指控，你都有权保持沉默，有权不提供任何不利于自己的证词，并且有权要求控方在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下证明你的罪行？”
“理解。”
“你是否理解，如果你选择在庭审中作证，控方有权对你进行交叉询问，并且你在庭上的陈述可能被用作不利于你的证据？”
“理解。”
弗里德曼点了点头，在案卷上记了一笔，然后抬起目光：“被告，针对起诉书所列的四项指控，你如何答辩？”
路宽微微侧了一下头，望的方向没有焦点，但人人都看得出他是看向卡林。
“不认罪。对所有指控，均不认罪。”
这个回答并不叫人意外。
“有详细的答辩内容吗？”弗里德曼问道。
“我在具体的质证以及陈述阶段答辩。”
“可以。”
老法官按流程看向博伊斯：“辩护人如何答辩？”
“尊重我方当事人的意见，对所有罪名均不认罪，完全是司法部国家安全司等机构的自由心证和违法指控。”
“好，下面进入举证质证环节……”
“法庭！”卡林举手打断了老法官的按部就班，后者点头示意他继续说。
“法庭，控方申请采用主题打包举证方式，将四项国安罪名合并为一条叙事链举证，而非按罪名逐项零散提交。”
弗里德曼抬眼，理由。”
“控方认为，四项国安罪名共享同一核心事实基础——也即被告作为鸿蒙系实际控制人，借《球状闪电》登舰拍摄、无人机研发进口、诺基亚技术转移、推特隐蔽控制这四个节点，构成一个跨越近十年的意识形态策动、技术转移、并惠及外国的犯罪闭环。”
“若按罪名逐项举证，同一批证人如哈维、陈士骏、马斯克等需就重叠事实重复出庭，浪费法庭时间；若打包举证，先由我做总括陈述，再依次传唤证人补全各节点，指控连贯，陪审团易于形成整体心证。”
简言之，就是这种举证方式，方便他们把这位东方窃国大盗的“故事”讲好，叫陪审团尽数知悉。
这和看影视作品和小说一样，如果分开举证，博伊斯一方定然每一项罪名都重拳出击，届时对于陪审团这些“听故事”的人来说，无异于断章。
一断章，本身就缺乏客观证据的控方，自然就不容易把故事讲得流畅。
弗里德曼很自然地看向博伊斯，后者和他同为两个年逾古稀的从业者，自然心下了然。
“辩护人反对。”
“理由。”
博伊斯笑了笑，像早就料到卡林的诉讼策略：“法官阁下，四项罪名法律构成要件不同，证据标准也不同——《间谍法》要求国防信息和明知，技术转移要求出口许可和军用属性，经济间谍要求惠及外国机构，外国代理人要求登记义务和隐蔽影响。”
老律师全程脱稿，应对如流：“如果打包举证，等于让陪审团在未厘清每项构成要件前，先被控方所谓的的叙事裹挟，违背了排除合理怀疑的逐项证明规则。“
全场这一瞬间都看向弗里德曼，今天诉讼中的第一次小小的交锋出现了。
即便看起来是一个不起眼的举证质证环节，但这样的案情、这样的影响力，比拼的就是细节。
“反对无效，同意控方举证方式。”弗里德曼做出这样的决定甚至不要两秒钟，让台下的班农面色怡然。
“法庭！”博伊斯不甘示弱，立刻举手示意，进行程序性反击：“辩护人及当事人尊重法庭的决断，但如果同意控方进行打包举证，则辩护人申请同步打包交叉询问，不受单独罪名质证限制。”
这又是什么意思？
把复杂的庭审与程序性诉讼策略拆借而言，如果卡林等人追求的是通过打包举证把故事讲好；
那博伊斯提出的申请，就是为了在一个证人的交叉中同时攻击多项罪名的根基。
比如，现在如果最先落难的哈维已经被对方通过任何方式策反，可能会做出不利于路宽的陈述，那么博伊斯不仅可以问小鹰号的事，还可以问哈维是否知道无人机进口的事、是否参与过诺基亚技术转移、是否了解推特控制权的安排……
很有可能在某个问题上会，哈维的证词会在多个维度上暴露矛盾，毕竟他不是专业律师和什么惊才绝艳的逻辑高手，而这些矛盾又会反过来削弱检方整体叙事的可信度。
这就是博伊斯值钱的原因。
弗里德曼再度沉吟了两秒，颔首道：“同意辩护人申请，控方开始举证。”
卡林对前司法部以及FBI的御用律师博伊斯的能力自然不意外，或者说今天双方对各自的诉讼能力和策略基本也是明牌，关键在于那些没有揭开的底牌，譬如卡林已经从卷宗中抽出的几份文件和照片，以及他即将讲述的“动人故事”。
“证据A-1，2009年10月，伍角大楼娱乐办公室向《球状闪电》剧组出具的正式登舰拍摄回函。回函明确载明：拍摄范围限于小鹰号飞行甲板、机库及部分生活舱室；禁止拍摄区域包括舰桥内部、雷达室、电子战舱室及任何标注机密的设备舱室；剧组所有拍摄器材需经海军安全人员逐件检查并贴封条后方可登舰和离舰。回函末尾附有被告路宽的签名确认。”
他将复印件放回桌面，又抽出第二份文件：“证据A-2：2009年12月8日，即拍摄结束次日，时任布雷默顿海军基地安全官安德森上校撰写的内部备忘录。备忘录记载：拍摄过程中，被告路宽曾多次要求移除舰载机弹射器控制面板上的遮盖物，并以影响取景为由要求进入未经报备的区域；安德森上校予以拒绝后，被告通过五角大楼娱乐办公室副主任大卫·林格向基地指挥部施压，要求将该安全官调离现场。”
“下面是共同举证的多份证据，分别为被告与大卫·林格的通话记录，安德森上校的上司——海军基地副司令查德·米切尔的证词，太平洋舰队公共事务办公室之间的电子邮件记录，以及安德森上校的举报信30余封。”
卡林总结道：“以上几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为：被告在明知自己的行为违规、违法的情况下，仍旧和时任娱乐办公室主任大卫·林格串通，在我方舰艇进行违法拍摄，并在事后对忠诚的安全官安德森上校进行打击报复，造成其被停职、开除，并间接造成其日后的自杀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