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经过他的改编，宿命的东西已经不见了，左翼思想却极为突出。原版电影中有一种“这就是命运”的无奈感，穷人就是穷人，富人就是富人，你改变不了什么。吴忧的版本不一样，他的电影里没有“宿命”，只有“选择”。穷人选择了卖血，富人选择了吸血；穷人选择了反抗，富人选择了镇压。每一个选择背后都是政治，每一个选择的结果都是阶级。
在某些方面来说，甚至要比他的《小丑》更具革命性和批判性。《寄生虫》是一个阶级的错误选择以及最后的觉醒。他选择在韩国拍摄这部电影，就是为了批判阶级对立的纯粹性。绝对不掺加宗教和种族等因素，不转移视线。用刀子捅穿真正的那面墙。
目前，国际上白左正在抬头，他们转移民众视线，用种族、民族、宗教甚至人类性别等对立矛盾来转移民众视线，转移日益牢固的阶级矛盾。他们看似对种族忏悔，对性别认知宽容，实际上都是在隐藏真正的矛盾，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矛盾，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他们的口号是“包容”，实际上是“分散注意力”；他们的姿态是“进步”，实际上是“维护现状”。你不去注意阶级，阶级就不会被改变；你不去改变阶级，你就永远无法正视剥削与被剥削。
吴忧的想法很简单，你越想隐藏什么，我就越要揭露什么。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宇宙收藏家》也是一部左翼电影，但吴忧本人并不这么认为。他拍《宇宙收藏家》更多的是反霸权主义，批判的是北美政府的对外政策，揭露的是帝国主义的嘴脸。
它的左翼色彩是附带的，不是核心的。这不是真正的左翼思想电影，真正的左翼思想电影应该批判的是阶级本身，不是某一个国家的政府，不是某一个民族的压迫者，不是某一个宗教的霸权。它应该批判的是那个让一部分人永远富有另一部分人永远贫穷的结构。这才是吴忧现在想拍的。
他现在想的是用技术统治商业，用左翼电影武装思想。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技术是他在现实世界中立足的根基，左翼电影是他在精神世界中战斗的武器。技术让他有钱，有钱让他有能力拍左翼电影；左翼电影让他有名，有名让他有话语权去推广技术。这是一个闭环，一个不断自强化、自增殖的闭环。因此，在《寄生虫》拍摄之初，他就决定了用这部电影继续冲击第三座金棕榈。
而他已经提前得知，2009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主席是伊莎贝尔·于佩尔。他和于佩尔有过合作，而且是极为要好的朋友。于佩尔还因为吴忧的《黑天鹅》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吴忧对她的评价是“她不是演员，她是容器，你往里面倒什么，她就是什么”。于佩尔对吴忧的评价是“他是我遇到过的最可怕而又可敬的导演，他看你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灵魂而不是一个身体”。两个人彼此尊重成为朋友。于佩尔担任评审团主席对于吴忧来说，肯定算是个好消息。
吴忧将成片提交到戛纳组委会之后，就去机场接了约翰·加利亚诺和他的朋友迪奥的珠宝设计总监维克图瓦·德·卡斯特兰。加利亚诺从巴黎飞过来，头等舱，喝了一整瓶香槟，下飞机的时候脸是红的。维克图瓦坐在他旁边，全程没有跟他说话，戴着眼罩，听了一路的古典音乐。两个人在取行李的地方汇合，加利亚诺还在喋喋不休地跟维克图瓦讲他在飞机上做的梦，维克图瓦没有理他，任由他自己在那自言自语。吴忧在到达大厅的VIP出口等着他们，看到加利亚诺那张混蛋的脸，笑了。
他们两人是受到吴忧的邀请来到京城的。名义上，是来帮吴忧和刘奕非设计参加戛纳电影节的礼服和珠宝。实际上，吴忧找他们两人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这个混蛋实际上不是很愿意来华国，当然，并不是因为他对华国有什么不好的印象，而是因为他觉得华国法律太严格，影响他磕药。这个家伙现在滥用镇痛药物，巴比妥，安定等药物已然成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