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税收是国家规定的，我有什么办法。”
往回收网时，月亮已经有一半沉到海里去了，由于月光浸进水里，水面上闪烁着数不尽的光点。我们都硬挺着，一边喊一边拼命地往后拉渔网，渔网越拉越沉，好像有大鱼挣扎的感觉。果真，收获不少：红的白的黄的一大堆，马鲛鱼，红鱼，金枪线鱼，黄花鱼，鱿鱼足有几百斤。这些鱼在舱里只蹦跶了几下，就无可耐奈何地倒下了，嘴里发出怪怪的叫声，身上散发出浓郁的腥味。
羊从政高兴地说：“他妈的，如果每网都有这么多鱼，你发大财了。”
熊日安笑着说：“靠运气的，两个月能碰上一次这样的好运就不错了。”
鲍乃乃说：“是我们给你带来了好运气。”
熊日安眯起眼说：“对。鱼喜欢领导。”
孟火昌说：“你真是个刁民，不可教育也。”
熊日安又笑笑说：“你们不要见我捕到这么多鱼，又加税啊。”
洪七摆摆手说：“不会，绝对不会，我们不是乱来的。”
说话间，一只巨大的白色油轮迎面驶来，眼看就要撞上了，熊日安急转方向舵，渔船幸运地避开了油轮。但油轮过后掀起的波浪把渔船推上浪尖又掀入浪谷，我们五个人几乎同时都摔倒在船板了。我探头往上看，只见油轮上明亮的窗口里有人对着渔船指指点点。羊从政歇斯底里地骂道：“妈的，太野蛮了，那么大的船为什么不让路？”
熊日安摇摇头说：“在陆地是官大压死人，在海上是大船当老大。你能怎么着。”
望着远去的白色巨轮，鲍乃乃恶狠狠地说：“他们就在前面触礁沉了才好呢。”
熊日安点燃水烟筒狠狠地吸了一口，说：“这点气你都忍受不了，看来你当书记可以当渔民就不合格。”
鲍乃乃尴尬地笑笑。我也冲着他笑笑。
孟火昌瞪着眼说：“你在这里经常碰到大船吗？”
熊日安用力吹掉烟灰说：“对。这里是公海每天过往的大货船很多，大船欺负小船的事时有发生，气也没用。”
……
太阳升上海面两丈高时，我们离开了“868”渔场。
“莺海”号渔船返回时，一路上风浪都没停止过，我们五人都躺在船舱里，晕得迷迷糊糊的，分不清白天和黑夜，任由海浪的反复折磨，仿佛在另一个世界上走了很久很久似的。
突然，洪七傻乎乎地说：“大海如此残酷无情，人类为什么还痴情地为它唱赞歌？”
没人理睬他的话。
在斜照的夕阳下，“莺海”号渔船靠岸下了锚，我们铁拐李似的走下船，熊日安站在船头上边抽水烟筒边幸灾乐祸地说道：“下次出海，领导还坐我的船去吧？”
鲍乃乃回过头说：“他妈的，去你的头啊，你两口子用花轿抬老子也不去呢。”
羊从政像得了软骨病似的由孟火昌扶着下船，到了沙滩就一屁股坐下来走不动了。
何水娇站在船头忽然大声喊：“当官的，别忘了减税的事啊！”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回答她的话，我们当中谁也无法回答她的话。
此后，这段难忘的经历常常浮现在梦中，成为我向人们夸耀的资源和老本。
返回乡里后，经过几天的休息我们的身体又恢复了原状，该上班的接着上班，该喝酒的照样喝酒。接着，由羊从政执笔，以乡政府的名义给县政府写了个调研报告，题目叫《组建渔业股份公司是改革渔业税的唯一出路》。
后来，这个调研报告发在省报上，标题下赫然署着我的名字。可海屯村的渔业税还是一分钱也没有减少。
常委会整整开了一天，专门研究常委下乡蹲点抓税收的问题。
常委会一散，我就打电话通知红棉乡党委书记汪习武，明天要下乡里来蹲点。汪习武在电话里高兴地说，来吧，我杀一头人一样大的猪欢迎你。
放下电话我就想，汪习武什么时候学得那么庸俗？
汪习武出身郎中家庭，刚满三十五岁，浓眉小眼，额头上有一道疤，看上去好像半截蚯蚓，走路时喜欢把左手插入裤兜里。
汪习武能走到今天，有他父亲一半的功劳。那年，县委何书记得了前列腺炎，那东西一年到头都硬不起来。他曾悲观地对司机说，完了，以前是硬着等，现在是等着硬，钱多又有什么用啊。他搁下工作去香港上北京找名医看，但效果都不好，正当他灰心丧气无精打采时，县妇联女主任符金花推荐他去找汪思银看看，结果服了两个月的草药就被治好了，汪思银一下子由默默无闻的中医成了县里的名人，仿佛再生华佗。何书记高兴至极带上礼物登门感谢，汪思银笑呵呵地推开礼物，说：“礼物我不收了，把我儿子调到你身边工作吧。”就这样，汪习武从畜牧站调入县委办公室当副科级秘书，三年后红棉乡的党委书记因嫖娼被降职，何书记又将他提到红棉乡党委当一把手。
汪习武是个脾气很臭的人。在部队时，他因为和北方兵争水龙头洗澡打架，额头被铁桶底圈划伤留下了一道疤，他写信回来给父母说是火海救人光荣受伤，弄得汪思银十分高兴，在单位摆了两桌酒请来亲朋好友庆贺，好像儿子就是活雷锋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