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我借着手电筒光仔细一看，围住车子的群众全是妇女，手上都拿着木棍和扁担。我深知自己也有责任就平静地对火珍说：“在路上拦我的车？做法是不是过激了点？”
“我们一不抢物二不打人，谈何过激！”有人在黑暗中说。
我说：“打电话写信反映也可以嘛。”
“事情没那么简单，你们县领导批下去的问题底下有多少干部去认真解决的呢？”火珍气冲冲地说。
我说：“事情闹大了影响不好吧。”
“事情闹大了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应该问问自己问题为什么会闹到这个地步？”火珍气鼓鼓地质问。
我说：“你就不怕县里追究你的责任？”
“怕什么，‘没有不好的农民，只有不好的领导’，这是中央领导说的。”火珍一字一句地说道。
陈风水咬牙切齿地说：“妈的，小小的妇女主任算个狗蛋，敢对县领导这样没礼貌。”
黑暗中传出嘻嘻的笑声。笑声一落有人就操着很浓的当地口音说：“你们县委领导有什么了不起，没有农民就没有你们这些县委领导。”
我说：“咱们农民一贯都是很听话的嘛，总不能不讲道理吧。”
“有时候讲道理，有时候不能讲道理。这样我们农民才能活下去。”话一落又有人大声说。
火珍举起手电筒说：“好啦，大家别说那么远了，现在不是辩论的时候，我们要求领导尽快解决路上的治安问题吧。”
人群顿时安静下来。火珍焦急地问：“你说怎么办？”
我立即郑重地承诺：“你们回去吧，这个问题我明天立即给你们解决！”
待她们一走，陈风水落井下石地说：“书记，这样的人别管她。”
回到乡里，我一夜没睡好。第二天就和林业局的方局长协商，把原来设在云古岭下的临时木材检查站移到岭顶上，同时增派了两名干警一起值夜班。此后，“劫车”的案件就再也没有发生了。
两星期后云古岭劫车案告破，歹徒是四个吸毒的农村青年。依据公安干警管理条例，派出所所长董一点将功赎过不奖不罚。
让我至今还不解的是，是谁把我深夜返回红棉乡的准确时间告诉火珍的呢？看来这永远是个谜了。
晚饭后，乡里的干部回家的回家外出的外出，简陋的政府大院立刻陷入了寂静。随着夜幕的降临，我听到了鸟叫狗吠，听到了门窗经不住风吹发出的“怦怦”响。我不知道这样的情景还要延续多少年。
其实我并不孤独，因为还有值班室的老胡。这时老胡正戴着眼镜坐在大门口翻杂志，他很快就翻完手上那本杂志，然后抬起头望着窗外那株老椰树发呆。
老胡今年五十出头，满头白发，说话歪嘴巴，胸前经常挂副老花眼镜，妻子去年车祸死了，儿子在省城工作，为此他打了几次报告要求内退，但乡党委都压着没批，理由是不满六十岁。
我在院子里随便走了几圈，见他还是神经兮兮的样子，便走上前去对他说，你去通知钱副乡长到我房间里来有事找他。老胡抬头看看我就诡秘地说，钱副乡长很忙呀，正在卫生院上夜班呢。我有些纳闷：钱副乡长既不是医生又不管卫生工作，他去医院干什么，难道他病了或是去看别的病人。我对老胡说，你一定带我去看看，老胡见我态度坚决，便关上大门然后领着我朝卫生院走去。
卫生院离乡政府并不远，远远便看见三楼有一些灯光从窗帘里透出来。走进昏暗的楼梯口老胡就停下来说：“你自己往三楼走吧，不要说是我带你来的，否则乡长知道了又要卡我了。”
上了三楼才看清灯光是从手术室里传出来的。我悄悄推开玻璃门只见明亮的灯光下，黄木方桌上堆满麻将，四双手正在哗哗地洗牌。钱副乡长见到我急忙站起来说：“我们玩一玩，出的卡都很小。”其余三人理也不理照样低着头哗哗地洗牌。
钱副乡长急忙摆了摆手，他们才悻悻地站起来，抽出抽屉里的钱慌忙离开。我拦住问：“你们是什么人？”一人说是包工头，另外两人都说是外地来收瓜菜的老板。我说，你们不知道聚众赌博是违法的吗？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玩得很少，偶尔玩玩。”说完他们就兔子般溜下楼。
返回乡政府的路上，我想，打麻将成风的根源在领导干部身上，如不及时制止势必会在群众中造成恶劣的影响。
回到房间我找来老胡作进一步的了解。老胡摇着头说：“没办法，乡里的领导个个都是这个样子，没药救了彻底完了。”
“钱副乡长不是改了吗？”
老胡冷笑一下：“改个屁，他哪一天不赌到三更半夜。”
钱副乡长原先是田鸡乡的副书记，因为夜里打麻将白天不上班，被组织部免职调到红棉乡当民政干事，两年之后表现不错又官复原职。钱副乡长打麻将水平不一般，赢得多输得少，据说，他曾创下了连打三天三夜，赢了八万块钱的纪录。当然，这些传说都无从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