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很多村民走过来围着我纷纷诉说乡政府的不是，我赶紧将发生的情况用手机报告冯县长。冯县长说，我也没办法，市场本来就是不断变化的嘛。但不管情况怎么样，茄子也要等到开完现场会再摘，地里没茄子代表看什么看。
打完电话我便安慰他们：不要焦急，政府一定有办法解决的。村民半信半疑地看着我，李家肥冷笑了一下贴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你们不要相信赵乡长这个鸟人，他是用屁股思考工作的，政府还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想想怎么样给村民减掉农业税吧。”
我既不点头也不答话，因为我无权替他们减掉农业税。
李家肥见我不说话，又扬高声调说：“这样的乡长真是害死人呀。”
我立即返回乡里，下午3点钟召开党委会，讨论如何处理马尾村的茄子。赵乡长脸黑黑地说，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呀，几天的时间茄子的价钱就跌得那么低，他还说都是自己好大喜功官僚主义教条主义造成的，会后会主动向县委作检讨。
副书记副乡长们都哑巴似的不吭气，好像幸灾乐祸似的。
赵乡长又说，现场会应该照常开，反面典型对其他乡镇的领导也是个教育嘛。
我说，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赵乡长立即带队去广州深圳等地设点推销；副书记老关带几个人马上去上海找大公司代销。你们的任务不但是推销本村的茄子，乡里其他自然村积压的茄子也要想办法帮他们推销出去。我说这话时，赵乡长脸色蜡黄垂着头好像被人打晕了似的，一声不吭。
“现场会怎么办？”赵乡长突然抬起头问。
我毅然决定：“由丁副乡长在家主持。”
赵乡长用眼神盯了我半分钟，轻声说：“亡羊补牢，效果好不好呢？”
我鼓励道：“大家不要泄气，做总比不做好，尽可能减少损失啊。”
党委会一散，我立即打电话向冯县长作了汇报。冯县长说，方案是可行的，也只能这样了。
晚上，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上千上万的农民把乡政府包围起来，他们高呼着口号要求乡政府赔偿，要求赵乡长辞职，有人还朝我住的房子扔了几块石头，吓得我大声喊：“来人呀，快来人呀。”
第二天上午9点钟，现场会准时在马尾村召开。在村长的带领下，村里的男女老少既不列队也不鼓掌，而是都站在田头上看热闹。他们的脸上流淌着怨恨，他们的目光射成一把把利剑，斜刺里扎入我的胸膛。代表们走马观花在地里走了一圈，整个过程不到半小时，县委钟书记的脸色很难看，一路上没说一句话。大会最后总结时，冯县长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乡长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作风。会后还绷着脸评价很到位地对我说：“赵乡长真是个烂泥巴扶不上墙的东西。”
为了减轻赵乡长的压力，我以工作指导督促不到位为由，向冯县长作了口头检讨。
现场会结束后，代表们在乡政府食堂吃午饭，端上桌的八个菜都是马尾村的茄子。钟书记似笑非笑地说，大家今天都别吃肉了，也没酒喝，好好尝一尝咱们的“政府瓜”的味道吧……
原本高高兴兴的现场会就这样草草地收场了。
有人因为开了现场会出了名，有人因为开了现场会有了政绩，有人因为开了现场会升了官，莫非赵乡长也有这个想法？
后来，茄子虽然全部销出去了，但农民还是损失惨重，有些村民给县委写信要求乡政府赔偿，个别村民甚至找到钟书记要求给个说法，气得钟书记当场摔文件骂娘。
有个农民扬言要揍赵乡长，搞得赵乡长晚上都不敢出门，白天下乡也由武装部的忽助理员陪同。
不久，赵乡长被调回县委接待科当副科长，有次上面来了领导要吃饭喝酒，他问我点什么菜，我随口说：“你就给我点个‘政府瓜’吧。”
他红着脸说，书记，你又拿我开涮了。
刚吃完早饭返回宿舍，蔡其仙和查必清一前一后走入我的房间。蔡其仙把两盒很大的人参蜂王浆往茶几上一放，只笑不说话。查必清即将把两条“555”香烟放进办公桌的抽屉里，然后坐在老蔡的身边只笑不说话。
蔡其仙是红棉乡管财税的副乡长，五短身材，眉心有颗绿豆大的黄褐色肉瘤，在县歌团跳过舞，演过“南霸天”的保镖，上班时间经常一只裤脚高一只裤脚低地站在政府大门口，一副劳动模范接受检阅的样子。
查必清是乡税务所的出纳兼代理所长，当过武警，长得很像《水浒》里的西门庆，是局里股级干部的预提人选。我早就听说他们俩为收税的事伤透了脑筋，今天他们来莫非与收税有关？
无事不登三宝殿，他们必有目的。我主动地开玩笑说：“给领导送礼居心何在？”
“一点小意思罢啦，这算什么礼哟。”蔡其仙眯着眼睛笑笑说。
我一边给他们倒开水一边说：“不要绕弯子了，有事就直说吧。”
“没什么事，早就该来看看老首长了。”查必清是个退伍兵，说话时腰板挺得很直，双手放在膝盖上，好像刚入伍的新兵。
蔡其仙呷一口水说：“是这样，今天我有个种香蕉的朋友邀我请你去尝尝他刚试种成功的‘皇帝蕉’。”
我说：“这可是个新品种啊，味道一定不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