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出操时，先跑步后做广播体操，和我们站在一个方阵上的是一群五六十岁的囚犯。他们见到我们都彬彬有礼地点头，好像遇到老熟人似的。做完广播体操就是自由活动，所谓自由活动就是让犯人上厕所或和别的犯人说说话，时间不超过十五分钟。
奇怪的是，这些老囚犯都没走散，他们迎上来问鲍乃乃：“因什么进来了？”鲍乃乃故意说：“拿了不正当的钱。”有个脑门光亮光亮的囚犯说：“钱害人呀，我们革命了几十年最后还是栽在钱眼里。”我故意对鲍乃乃说：“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买的，自重自省很重要，手中的权力千万不能乱用哇。”脑门光亮光亮的囚犯做了个扩胸动作，苦笑着说：“是啊，是啊，平平谈谈才是真呢。我现在天天锻炼身体，争取活着出去，自由比什么都重要啊。”后来打听到，说话的原是个副厅长，管公安的，姓于，因贪污受贿被判了二十年徒刑，在监狱里再待八年就可以出狱了。
眼看自由活动的时间到了，又是那个姓于的囚犯对鲍乃乃说：“来了就安心，好好改造就是了。”鲍乃乃点点头。待姓于的一转身，鲍乃乃“呸”了一声骂道：“现在觉悟挺高的，当初收人家钱的时候，你的觉悟跑到哪儿去啦！”
早餐是两个馒头，一碗稀饭，一小碟榨菜，饱或不饱都是这个量。草草吃完后，我们和其他囚犯在武警战士荷枪实弹的押送下，排着长队去监狱外的花生地拔草。
花生地在监狱不远的东边，约有几百亩，也有人说上千亩。据说每年花生收入有十几万，这些钱用于补贴干警的生活。
这时正值初夏，连绵成大片的花生地，在阳光的强烈照射下呈现出墨绿色，花生藤上盛开着红、黄、白三色小花，把田野装饰得生动而美丽。在干警的指导下，我们排成一字队形向前推进，人与人之间距离大约在两米宽，这样的好处是可以看出谁在偷懒，谁在干活。
鲍乃乃建议说，每人发一把小镰刀，除草速度会更快些。
白脸干警漫不经心地说，你们长两只手干什么的？买镰刀的钱你们出吗？
鲍乃乃见白脸干警这么说，再也不和他说话了。
村长支书们倒好，基本上都不掉队，而我，鲍书记，羊乡长以及乡里的几个干部一会儿就被抛在他们身后了。太阳很毒，藤深苗密的花生地里如蒸笼。我身上的背心紧紧地贴着后背，脸上的汗水一颗一颗往下滴，胸口也有些发闷。我问站在身边背着手看我们干活的白脸干警：“天太热了，不发草帽大家容易中暑啊。”
白脸干警说，“几百人，每人买一顶草帽得多少钱，那钱又从哪开支？”
我又说：“犯人万一中暑怎么办？”
白脸干警说：“从来没听说中暑过，他们年轻不会中暑的。”
我担心地说：“年纪大一点的怎么办？”
白脸干警幸灾乐祸地说：“活该，谁叫他们年纪那么大还贪污受贿？”
囚犯们大概是农活干多了，拔草对他们来说那是小菜一碟。他们将上衣脱下来用左手顶在头上，右手飞快地收拾杂草，而身子则不停地向前推进。快到吃午饭时，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而我们还有近百米长的地没拔完。这时，他们都坐在地头上抽烟喝水，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艰难地往前挪，谁也不站出来帮助我们。
他们是麻木了还是想看我们的笑话？
这样的劳动其实并不算辛苦，小时候比这更辛苦的活儿我都干过。
12时30分，我们准时在地里吃饭。每人一份盒饭，军用水壶可以重新装满开水，够不够就这个量。我问囚犯老宋：“平时出来劳动伙食都是这样吗？”他说：“差不多，可能有时候肉多一点点。”
休息了三十分钟，我们又继续拔草。猛烈的阳光丝毫没有减弱，我和羊乡长腰都站不直了，汗淋淋的身子像散了架似的。鲍乃乃头痛得厉害，擦了驱风油也不顶用。羊乡长说：“劳改太辛苦了，简直不是人干的。”
我说，不辛苦算什么劳动改造，干脆叫休养算了。
羊乡长目光呆呆地说：“有些人都五六十岁了，还贪那么多钱干什么？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话没说完，一个瘦个子干警就冲过来，照着羊乡长的屁股抽了一皮带。羊乡长跳起来说：“你怎么乱打人呀？”
“劳动时不准说话，你忘了纪律了吗？”瘦个子干警理直气壮地说。
羊乡长大声申辩道：“我是来体验生活的，不是犯人。”
瘦个子干警又举起皮带，说：“你嘴还硬，老子打你怎么样？你不是犯人跑来这里干什么？”
我赶紧把瘦干警拉开，鲍乃乃也连忙递上一支“555”香烟，但瘦个子干警还是怒气冲冲地说：“我只听说过有去体验当官的，从没听说过有来监狱体验坐牢的，你骗谁呀？”
鲍乃乃说：“真的。”
瘦个子干警又说：“真个屁，鬼才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