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恩再次强调：“无论如何，从这把左轮的寻获地点来说，柯林斯涉嫌的可能性已完全解除了。”
“您是说柯林斯是清白无辜的？”
“巡官，这可能是较明智的推断。你看，这班列车12点半开进瑞吉菲公园站，在列车起动前柯林斯就搭了计程车离开了——这点很重要。有关这个不在场证明，有计程车司机的口供可证实，这辆计程车从车站返回纽约市区，方向正好完全相反。而这把左轮被扔出车子的时间，不可能早于12点35分列车到达这条河之前，就算不从车上，而是凶手步行到此扔下的，那时间只会更晚于列车到达的时刻，这毫无疑问。所以说，柯林斯毫无机会，在列车停于瑞吉菲站的短短时间内，搭车或步行到这条河，扔下凶器，再赶回车站，而列车仍好好停靠在月台上！这条河距离车站少说也有一英里，来回就是两英里。当然，我们也可这么想象，举例来说，这把左轮被扔进河里，是发生在谋杀过后相当一段时间，也就是说，柯林斯过了一两小时后再回来扔掉，就这一段的情形看，并非绝无可能，但这种状况未免太特殊了。而且，打从柯林斯搭了计程车回纽约的公寓后，他的行踪也完全掌握在警方手中，换句话说——柯林斯不是凶手。”
萨姆大声提出疑义：“我觉得您有忽略的地方，雷恩先生！在辩论庭上会有致命之处——当然，柯林斯本人看起来是毫无机会扔这把家伙到河里，但如果有个共犯存在呢？我们假设，柯林斯开枪干了德威特，把枪交给他的好朋友，漂漂亮亮下了车，交待这个狼狈为奸的家伙在他离去五分钟之后，扑通一声扔到河里去，这不也是有意思的推断吗，雷恩先生！”
“别急别急，巡官，别太激动，”雷恩气定神凝笑着，“我们现在纯粹是就柯林斯被扣押、准备起诉的基本法律规况来谈。我倒未忽略有共犯存在的可能性，一点也不敢忽略，但我得郑重请教你——这个共犯是何许人？你能否在开庭之前挖出这个人来？还是打算什么也没有光凭空口理论想说服陪审团？不，我不认为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证据，可以把柯林斯硬拉进德威特谋杀案中。”
“您说得对，”萨姆承认，脸色也再次柔和下来，“其实我和布鲁诺对这个所谓的共犯是谁，一点点概念也没有。”
“巡官，你该说，如果真有这个共犯存在的话。”雷恩直率地补充。
搜查队也带着各式家伙来到停车处了，萨姆上了警车，雷恩也跟上。等所有人都收拾妥当，这浩浩荡荡的车队便回头直奔威荷肯，重装备则放在后头拖车上。萨姆的脸上表情显示，他正没顶在痛苦思考的旋涡之中；相对的，雷恩则轻松随意，他伸了伸长腿。
“你知道吗，巡官，”他又开口，“就算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有关共犯存在这点，也很难成立。”
萨姆咕哝了声。
“我们先顺着柯林斯杀了德威特这条路走走看。这必然有共犯，柯林斯把枪交给他，要他在柯林斯自己从瑞吉菲公园站下车五分钟后，准确地由车上扔进河里，到这里一切还算言之成理。但这种安排只可能建立在一种单一的设计下，就是柯林斯试图为自己建立一个密不透风的不在场证明；换句话说，也就是必须让这把凶器被发现的地点在柯林斯被人看见离去的相反方向、列车五分钟之后到达的路线附近。
“但是，如果这把左轮未能在距他下车地点五分钟车程的某处被发现，这苦心经营的漂亮不在场证明就不成立了。因此，若柯林斯如此打算，他绝对要确定这把左轮会被找到。然而，我们在哪里找到它？河里，若非上天可怜伸了援手，这把枪可能躺在河底直到末日审判来临，如此，我们还能相信，柯林斯的确费尽心机，安排这把左轮一定会被发现，以建构他巧妙的不在场证明吗？你也许会说，我猜，”——萨姆神色一动，才正要开口——“凶器不偏不倚掉入河中，或许是意外或失误，原来共犯从车窗扔出，只是希望它掉落在铁轨边。但是，如果他真要凶器被发现，以确定柯林斯的不在场，他可能那么用力扔到二十英尺远吗？——从铁轨算起。
“不，不会的，如果那个共犯想做的只是把枪扔出车窗外，那么重一把枪不会插翅飞到那里，只可能在靠铁轨的两侧，以保证稍后我们必定会找到。”
“也就是说，”萨姆低声下结论，“您也证实了，凶手的意图是要让凶器淹灭不见，这彻底说明，柯林斯不是凶手。”
“看来是这样没错，巡官。”雷恩口气轻柔。
“好吧，”萨姆丧气地哼了声，说，“我承认我输了，每回我和布鲁诺费尽，我看，这案子真是越牵越多，越扯越远，麻烦到极点。”
“正好相反，”雷恩郑重地说，“我们马上就走到终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