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当人类一开始有自觉的思考能力时，忧郁便随之而来。说不定在原始人懂得住在山洞之前，猴子、老鼠或章鱼，就为这种疾病所苦了。当然，现代的忧郁症和二千五百年前希波克拉底（古希腊名医）的叙述多少有些不同。忧郁症和皮肤癌都不是二十一世纪的产物，但和皮肤癌一样，忧郁症在现代，因为某些特定原因而不断蔓延。如今这个新萌生的问题已经如此明显，使我们不能再视而不见。以前无法检查出来或者潜伏的症状，成为十分明显的疾病，我们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该设法控制这些问题。毫无疑问，忧郁症比率的上升，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生活节奏的加快，科技造成的混乱，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传统家庭结构的破裂，大都市中特有的孤独感，信仰、宗教、伦理、政治、社会——所有曾经一度具有生命意义及方向的东西的衰微，都造成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大变动。幸运的是，我们也在逐渐创立解决这些问题的系统。我们有致力于器质性障碍的药物治疗法，有致力于慢性病情绪剧变的治疗师。忧郁症是我们社会愈来愈沉重的负担，但还不至于无法抵御。我们有精神的遮阳板、防晒霜、棒球帽和树阴。
但我们是否重视了精神上的“环境保护运动”，以控制我们对社会“臭氧层”所造成的破坏?掌握治疗的方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产生问题的原因。患病率和病因种类的数字似乎在竞相震惊着我们，有些人愿意放弃现代化物质生活，但很少有人能够放弃现代式思维。我们需要从现在开始做一些小事，来降低社会情绪污染的程度。我们必须寻找信仰，无论是上帝、自我、他人、政治、美好的事物，或其他东西；我们必须尽爱的职责，也要教导别人爱。我们要改善环境，以便减轻自然界沉重得惊人的压力；我们要坚持反对暴力，可能的话，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这不是空洞的口号，这和拯救雨林、保护臭氧层的呼吁一样急迫。
我认为，破坏自然的损失很快将会超过我们借破坏得到的经济发展，虽然目前还未到达那种地步。未来不会有革命，但或许会出现不一样的学校，不同形式的家庭和社区，不同的讯息流程。如果我们还要继续住在地球上，我们就应该这么做。在治疗疾病的同时，我们也要治疗导致疾病的环境。我们要像努力治疗一样努力预防。在新的千禧年，在更发达的时代，我希望，我们拯救了地球的雨林、臭氧层、河川、溪流和海洋；我希望，我们也会挽救地球居民的心灵。然后我们将能够控制愈来愈令人畏惧的“正午恶魔”——我们的焦虑和忧郁。
我在柬埔寨的故事
我曾在柬埔寨遇到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法莉侬，她在金边设立了孤儿院和忧郁妇女收容中心。她在妇女心理重建方面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就，这些妇女的精神重创令许多医生束手无策，只能放任她们自生自灭。她非凡的成功使得她的孤儿院里的员工几乎都是她救治的妇女，她们围绕在法莉侬身边，形成一个慷慨助人的社群。有人说，如果你救了这些妇女，她们会继续援助小孩，如此不断循环，你就救了整个国家。
我们约在金边市中心一栋老办公大楼的小房间里见面，她坐在房间一头的椅子上，我坐在她对面的小沙发上。法莉侬不对称的双眼似乎可以一眼把人看透，但还是欢迎了我的到访。和大多数柬埔寨人一样，她个头比较矮小。向后梳的斑驳灰发，使她的脸看来十分刚毅。她讲话的语气很坚定，但她也很害羞，只要一说话，就低头微笑。
柬埔寨内战结束后，法莉侬是难民营中唯一受过教育且通晓外语的人，她可以和救助人员沟通。她慢慢成为难民营里的重要人物，得以与家人住进较舒服一点的木屋里。“那时我协助救助人员进行许多工作，”她回忆：“每当我四处走动时，都会看到许多形容枯槁的妇女，看起来好像瘫痪了，不能行动，不能说话，无法照顾、喂食自己的小孩。我觉得她们虽然在战争中幸存，但完全受不了精神重创后的生活压力，最终因忧郁而走向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