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听人说，连司令员家的房子里都被岛上的渔民们养上貂了，据说那小玩意能卖大价钱。昔日生龙活虎的军营今天已经成了臊气熏天的貂的天下了。
军人们都撤离了，军人们带去的家属们自然没有留在岛上的道理。当往岛外搬家的大型登陆艇口夜来回穿梭的时候，梅亚莉的家却不在其中。虽然她当初也是跟随一个穿军装的男人上的这个岛，但这个男人早已长眠在这个岛的南山坡上了。作为遗属，她巳经没有地方撤离了。再说，她也不是个一般的遗属，她还是国家公职人员，她是这个偏僻小岛上简陋学校里少数几个公办教师中的一个。她想离开这里，牵扯的方方面面就多了。一个建制单位的团队说撤离令行禁止马上就撤了，她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说撤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后来，我父亲离休进了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住进干休所的老人们的消息是越来越闭塞了。关于梅亚莉的消息就这样一点点地断掉了。她现在在哪里？生活得怎么样？一切都不得而知了。
回家休探亲假的时候，我把想写梅亚莉的打箅告诉了我的父母。本来稳稳坐在沙发上的母亲马上从沙发上抬起屁股，边向外走边不悦地嘟囔：“她有什么好写的？吃饱饭撑的！”
望着母亲依然千瘦的背影，我知道，母亲至今都不肯原谅她。趁着母亲的离开，我开始开父亲的玩笑。我说：“爸，你大概不会忘记梅阿姨吧？”
已经七老八十的父亲一点都不糊涂，他警惧性很高地瞪了我一眼，说我：“你这说的什么话？像话吗？”
我历来就不怕我的父亲，他年富力强的时候不怕，现在就更不怕了。我嬉皮笑脸地逗他：“爸，都什么年代了，害什么臊！一个人一生中有个把情人和相好的不丢人！”
父亲气得要从沙发上站起来离开，我忙七去按住他，搂着他的脖子说：“看看，看看，真没劲！一说真格的，你吓得就要溜，不是做贼心虚又是什么？”
父亲果然吃了我这一套，他把身子坐舒服了，摆开了要跟我说清楚的架势。我乐了。
我笑眯眯地说：“爸，说别的咱是道听途说，那一年中秋节你在她家拉着她的手，坐在一起，可是我亲眼所见。”
父亲红了老脸，像个孩子似的“哎呀，哎呀”地直叫。说：“哎呀，哎呀，太冤枉了！哪的事呀！那次她给我打电话，叫我到她家去一趟，我也没多想，就去了。我去了以后，她躺在床上不舒服，见到我，说起了你许放叔叔，说着说着就抓住我的手哭了起来。你说，她抓我的手哭，我总不能抽出来吧？再说，大白天的，又敞着个门，能干什么坏事呢？你说说，你爸爸是什么样的人，你做女儿的不知道吗？你看我是那种人吗？”
父亲老小孩一般，越说越激动，把脸都激动红了，像我害了他的清白一样。
见父亲这样，我觉得有趣。同时，我也的确想知道一些事。于是，我就故意不配合，说：“爸，您是什么样的人，我的确说不好了，谁让我看见那幅情景呢？说真的，爸您说真话，当初您对梅阿姨难道没有一点意思？”
坐在我对面的父亲一口否定：“没有！没有一点意思！”我不再问他什么，只是不错眼睛地盯着他看。父亲在我的注视下慢慢不自然起来，他费力地从沙发上抬起屁股，边离开我，边嘟囔：“这孩子，没大没小的！”
我不信。我不信当初年富力强的父亲对来自上海的梅亚莉会没有感觉。即便他有刚开始那种内疚和慈怀为本，但慢慢地，难免不会产生别的什么东西。我敢说，没有哪个男人面对漂亮的、无助的、气质高雅的梅亚莉会做到不动声色。即便他是我的父亲。我在感情上希望他不会，但理智告诉我，他不可能不会。事实也证明，他的确不可能不会。
我不知道当年的母亲是如何原谅父亲的。也许母亲压根就没有原谅，也不肯原谅。但母亲似乎是在死过一次后，把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给想通了。要不，母亲也不会与父亲相安无事地过到今天。那么，梅亚莉呢？
有人在退潮的海边捡到一颗刻着洋文的水雷，这颗洋玩意被我父亲指示送到了警通营。警通营里有个工兵连，工兵排地雷是连会下棋的小孩都知道的常识。等我父亲带着参谋许放赶到工兵连的时候，那颗锈迹斑斑的水雷正在工兵排长手上。工兵排长是个特别自负的湘西人，他一口咬定那是颗死雷，并指着洋文中的一九四二的字样嘲笑离得远远的别人是胆小鬼。大家听了他的活，放下心地围上来，因为他是工兵连惟一的正牌学校毕业的，似乎应该箅个货真价实的权威。他拿了一套工具蹲在那儿敲敲打打说是要看看里边的西洋景。随我父亲赶来的参谋许放不同意他的敲打，说是有危险。
工兵排长指着一九四二的字样笑着用很重的湖南口音说：“有危险早就危险了，还能等到今天？”围观的人都笑了起来，连我背着双手官气十足的父亲也笑了。我父亲背着双手站在工兵排长身后一脸的尽职尽责。站了一会儿，他的双腿来来回回地转换重心。一旁的参谋许放就劝他到连部休息一会儿，说他一人呆在这儿就行了。我父亲看也实在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点头说好，然后竹着双手朝连部走去。父亲的屁股还没挨着工兵连的椅子，那颗至今不明国籍的一九四二年产的水雷就被湘西的工兵排长鼓捣得炸上了天。同时上天的，除了工兵排长，还有许放参谋以及围观的战士甲战士乙战士丙若干人。
正如当时的传言，许放他们的确是像花瓣一样，从空中缓缓地飘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