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刚在九原设立了镇守太监衙门由宦官张亮主持，还设立了都指挥司衙门及派出了巡按御史纪涛，很显然是来捡现成的，可是九原城墙残破不堪，倒塌严重，本以为平安伯会差人修复，可是章子俊根本就不想修复，只是在原来的几个城门洞口及一些残存保留完好的几段城墙上，修造了几座炮楼模样的建筑。
从秦至汉初到武帝时期，九原城都没有被匈奴占领，原因就是九原城在黄河以南，是秦直道北面的终点是汉朝的北大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汉初一直在坚守此地。
随着汉初的"修养生息"，汉朝国力得到了加强，到了武帝时期，开始大举反击匈奴。据《汉书》载：“（元朔二年春）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又据《地理志》载"五原郡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
从元朔二年开始，九原城再次换发了生机，成为武帝反击匈奴重要的前沿阵地。由于战略的需要，九原城迎来了第三次扩建，这次扩建后的九原城是原燕、赵、秦三国九原城面积的总和，更名为五原郡，形成了今天麻池古城的样子。
驻守九原城的是第一师第二团二营三连，连长许久耕在南城门依城墙旁设立了驻九原军营，又修筑了高墙及战壕碉楼，只因城内败破不堪，全是黄土泥墙修建的低矮房屋，连镇守太监衙门也是一排土墙而建的低矮房屋，进入屋内要低头弯腰才行，对门的都指挥司衙门更加不堪，有几间房没有屋顶。加上朝廷也没有拨付银两修建，镇守太监张亮及巡按御史纪涛只能就地找最好的房子做衙门，在官场上一直是住衙不修衙的“习俗”，这叫做官不修衙，客不修店。
古代官员不热衷修理衙门，一个原因是官员流动比较快，所谓“官如传舍”，当官就像住旅店一样，只是匆匆过客，衙署好坏又有什么关系呢？另有一种说法，一个人热衷修衙，很可能就升迁无望了。而且宋朝开始，朝廷对于官员修葺修建衙署的管理也收紧了。宋真宗景德三年，杭州知州薛映被人告发“在司擅增修廨宇”，薛知州被贬为“连州文学”——一个小地方的闲职。宋仁宗嘉祐三年，汝州知州李寿朋在春荒时节“令郡人献材木，修廨宇亭榭，重为劳扰”，也被御史弹劾，受到降职处分。
明朝万历年间，北京宛平县知县沈榜在《宛署杂记》中描述，宛平县虽然是京畿首县，但县衙却非常简陋：“廨仅一所，与民间比屋，曲直不齐，各佐领衙与市民联墙，声音可通。吏大半无廨地，僦借民居。顾不知创自何时，何所迁就，而因陋就简，粗备如此也。”官不修衙的关键因素是朝廷严格控制修建官署的资金。地方官员如果要修理衙门，基本指望不上朝廷的财政支持。他只有另寻出路，一种是向地方富人寻求捐助。但是地方富户士绅捐助往往也是有条件的，而且，遇到这种捐助的时候，官员自己首先得带头捐出一大笔钱。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官员不会去向部民寻求捐款。
如果官府有大量陋规之类收入，财力雄厚，也可以自己解决修建经费。问题是，明时期衙门都是大包干，陋规等额外收入，用于上下打点，剩下的就是作为承包人的长官和团队的。官员宁可把剩下的装到自己腰包，也不可能用于修建衙署，这差不多也是人之常情。
总结起来有其五点：一，官员流动性大：古代官员的任期较短，流动性大，很多官员只是匆匆过客，因此他们不愿意花费大量时间和资源去修缮衙门。
二，经费问题：修缮衙门的经费往往难以保障。朝廷对修缮衙门的经费管理严格，官员很难自行筹集到足够的资金进行修缮。
三，制度约束：历代对官衙的修建都有严格的规制，任何超越标准的修建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官员如果擅自修缮，可能会受到处罚。
四，文化传统：古代官员普遍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认为修缮衙门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情，因此不愿意投入过多精力。
五，宋朝以后，朝廷对官员修缮衙门的管理收紧，许多官员因擅自修缮衙门而受到处罚，前面说的那个杭州知州薛映被人告发“在司擅增修廨宇”，薛知州被贬为“连州文学”就是最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