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朱由检答应这条礼法也不是没有条件的，他要求国会背书，在战时状态经费不足时，加征战争赋税。
同时在总动员状态下，朝廷有征召所有人服役的权力。
刘宗周对这种把全国当兵营的做法虽然极为不喜，但是为了约束皇帝不随便进入战时状态，只能表示同意。
最终，《大明礼法公约》有关枢密院的条款，又多出了一条：
大明皇帝统率大明军队，授权枢密院辅助处理军务，任命枢密大臣主持枢密院。具体由《大明会典》和《大明律兵律》规定之。
当国会允许进入战时状态时，大明皇帝可挑选枢密大臣组成战时委员会，任命战时宰辅，统领战争事务。
战争委员会成立和解散、战时法案制定和修改、战争赋税收取，应经国会同意。
当敌军威胁京城、大明面临覆灭威胁时，大明皇帝有权直接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发布总动员令，征召所有子民参与战事。成立战时大本营，以统帅身份主持战事。但在威胁解除后，应在一个月内退出战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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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带着这些初步拟定的条款回去后，得到所有国会委员的拥护。
他们再一次见到了刘宗周在皇帝心中的分量，也只有这位大儒，能改变皇帝的心意。
国会迅速通过了这一条，加入礼法草案。
战时法案的制定，也将以此为本。
这个方针确定后，接下来的具体条款，那就容易商议了。
甚至朱由检都没参与，而是让袁可立带领战时委员会，与刘宗周主导的国会商议。
两个衙门的碰撞，自然没那么和谐。
纵然袁可立和刘宗周的想法接近，都不希望战争一直打下去。
但是为了战争的胜利，袁可立对一些权力却不得不争取。
其他战时委员会委员，争夺得更是厉害。他们恨不得整个朝廷都被战时委员会掌控，掌握所有权力。
最终，双方磨合之下，制定了战时戒严条例、战时动员条例、战时生产条例、战时物资条例、战时物价条例、战时运输条例、战时金融条例等一连串法规，统编在《战时法案》里面。
这部法案虽然连法律都不算，只是临时法案。却被写入礼法公约，修改难度极高。
朱由检审查通过后，最终签字批准。
他希望通过这个，让大明在遇到危险时，动员起来战胜敌人。
这部法案影响很大，尤其在顺天府、北直隶，可谓立竿见影。
各个工坊、矿山，在装备部、工部的命令下，开始按战时法案生产物资。而且生产的产品，不能有超过一成的利润。大多被定在百分之五，保持一个微利。
一众投资厂矿的商人，对此怨声载道。如果不是证券交易所暂时锁定了股价，估计很多相关公司的股票会大跳水。
但是京城的百姓，则对战时状态喜忧参半。
虽然战时状态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让人不安，但是对他们现在的影响，却着实称不上大。
很多人还欣喜于物价被管控，超过一成波动就要由战时委员会批准。
即将被大量生产的布匹等物资，甚至开始降价。一些百姓趁机购买，久违地添置了新衣。
生产马车的车辆工坊、生产水泥的水泥工坊……这些被朝廷控股的企业，同样开始扩产。
朱由检指挥内廷企业扩大规模，把前几年积攒的资金，都用于此次扩产——
像这样不用担心产品卖不出去的时候，实在是不多见。
资本越雄厚越应该扩大，百分之五的利润也是笔不小的钱财。
同样有这个认识的，还有一些商人。他们看好大明，自然同样扩产。
尤其是依附内廷的皇商，不得不随着内廷企业扩产。
整个顺天府一带，都开始了忙碌，平常连个闲人都看不见。
朱由检此前对顺天府的整顿，成效显现出来。
北直隶也受此影响，被调动很多资源。
其他地方则因为天高皇帝远，是否战时状态影响并不大。
甚至很多乡村，根本不知道进入战时状态。
唯有苏松新区，像顺天府一样迎来了大发展。
刘理顺掌握着查抄楚藩的钱财，资金并不缺乏。苏松新区还有很多雇工，是各地向往自由的奴仆跑了过来。
安置他们本来是让人头疼的事情，战时法案一出来，刘理顺顿时知道该怎么办：
他参考朝廷的国资委，组建了苏松新区国资委，然后招募高级工匠和工程师，作为管理层办厂生产。
这些产品都是朝廷需要的，根本就不愁卖出去。只要保证质量，就能稳定获利。
追求暴利的商人或许看不上，雇工们对此却很喜欢。苏松新区的人心一下大安，工人们都安定下来。
他们生产的成衣、罐头，很受前线欢迎，从南洋进口木料生产的帐篷、船只，更是把衣食住行都囊括了起来。
以至于朱由检都不得不感叹：
前线的武器靠北方，生活物资则主要靠江南。
这片手工业极为发达的地方，终于被朝廷利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