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上海机场还相当混乱，我没有找到接我的武大校友，将近五十年岁月。恐怕对面也不相识了。我几乎上了一辆由女子带路的假出租车，幸好到了车旁感觉不对劲，回到大厅找警察招来一辆真出租车，到了原定的希尔顿饭店，放下行李，即由在大厅等我的许学长带着到了邮政医院。巧珍被扶着坐起来，眉眼灵秀仍在，她说：“知道你要来，我一直等着。”
她从枕下拿出一张纸，隆重地，像致迎宾辞似地念杜甫《赠卫八处士）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她气息微弱地坚持念下去，直到“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我俯身在她床沿，泪不能止。她断断续续在喘息之间说了些别后五十年间事，青春梦想都已被现实击破，“你到台湾这些年，可以好好读书，好好教书，真令我羡慕。”她劝我珍惜已有的一切，好好活着。我茫然走出医院时，知道这重逢便是诀别。回到台湾便接到她去世的消息。那年，她六十九岁。
对于上海我本无甚好感，此行更无逗留心情，由医院出来，坐车在原是最繁华街上慢慢驶过，想半世纪前我穿着抗战衣裳与他们格格不人的情景，真有啼笑无从之感。故人往事都已消逝，这时的我已见过世上许多重要都市，看遍各种荣华，而最重要的是读了许多当读的书，做了一些当做的事，一生没有自活。当年上海的虚荣若是吸引了我留下，我早已成黑五类而被斗死，即使幸存，也必须耗尽一生否定真正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