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来到唐宁街，李毅安都记不清楚，这是第几次来到这里了。
但每一次都有相应的收获，这一次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从进入首相办公室，李毅安就和艾登聊的是宾主尽欢，从公司聊于了英国，又聊于公司在英联邦的投资，尽管公司的商品在英联邦抢占了不少市场，但是伴随着公司的投资，英国仍然获利了丰厚的回答，对于此，艾登自然是非常清楚的。而这也是双方关系融洽的根本原因。
不过最后总要聊到正题，聊到了埃及，聊到了苏伊士运河。
“……所以，基于基本的商业规则和信誉，我们认为，商业协议是不可侵犯的，埃及不能，也无权将苏伊士运河收回。”
尽管埃及还没有那么干，但是现在艾登说的只是一个假设，大英帝国为什么能够纵横一个多世纪，这份远见就是其中之一。
“正如首相先生所言，商业协议是不可侵犯，对此我深以为然，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以一纸文件的方式将其它国家的财产予以没收！如果我们允许这种事情发生，那么全世界的经济都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这当然是屁股决定脑袋了，李毅安为什么会这么说，就是因为现在公司在非洲、在南美、在澳大利亚以及中东，有着大量的投资，如果将来他们随随便便的出台一个法案，就可以“国有化”，那可就不是损失惨重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到时候，利益受损的将是亿万公司人——公司的海外投资之中，有超过30%的份额是全民年金，也就是公司人的养老保险金。当年为了避免有朝一日公司的养老金耗尽，除了将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之外，李毅安还对其进行了一些投资组合，主要投资矿山、石油等工业基础原料，这些工业基础原料虽然起伏有限，但是利润却是长期的，就像澳大利亚的铁矿、铜矿，开采个上百年完全没有问题，一次投资百年回报，石油同样也是如此。
这些投资的长期回报，足以确保公司“全民年金”可以在未来的一两百年内，都可以源源不断的获得丰厚的回报，从而避免养老金耗尽的局面。
所以，没有谁比李毅安更在意“国际商业规则”，说白了，就是利益使然。
就像公司支持自由贸易一样，支持的原因，是因为自由贸易有利于公司的出口，而贸易保护是有违公司利益。甚至是，公司都是可以冠冕堂皇说——我们的经济是在没有任何贸易保护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
“公司模式”中压根就没有贸易保护，为什么没有？因为战后各国都是物资匮乏，自己都不够用的，哪还有多余的出品。
贸易保护？保护个寂寞吗？
所以，公司是反对贸易保护的，在关贸总协定的条款修改中，也坚决反对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保护期”。
“阁下所言甚是，所以，我们希望在不远的未来，公司能够与英国站在一起，共同维护全世界的国际商业规则。而不至于为所谓的国际道德所捆绑！这不仅仅是为了国际商业规则的继续，也是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
保守党出身的艾登，是个标准的帝国主义者，相比于和什么工党啦、白左之流打交道，李毅安更喜欢和他这样的人打交道，因为人家直接，且坦白！
利益就是利益。
其实，相比于另一个世界那些虚伪的白左政客，看似没有道德的帝国主义者，才是真正的道德高尚的人，他们的道德与怜悯所给予的不是那些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所谓的“难民”，他们的怜悯与关心从来都是给予自己的同胞的。而他们所悍卫的同样也是自己同胞的根本利益。
而相比之下，那些白佐们是什么？
不过就是一群自私自利的伪君子。
白左美德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不必付出的假道德，就像欧洲的难民危机中，那些主张无限接受中东难民的白左人士，本身并不承担相应的安全、经济和社会之长期责任，却能够顺理成章地折取崇高的道德美名——这种施他人之慨的背后是对国家、社区和家庭毫无责任感；
而白左呢？
他们从来不关心贫困的本国民众，而热衷关心远方的人，白左之所以更热衷于关注难民，并非源于他们的高尚，而是而对远方毫无瓜葛的人们进行关心，就可以很容易被包装成高尚的德行，是一种通过极低成本赚取名声的道德捷径。
因此，某些违背常理的现象变得顺理成章：越是远方的无关之人，越能够得到白左的关心，越是相近之人，越难受到白左的关注。
但是帝国主义者是不同的，他们关心的是身边的人和事，而这种关心，完全建立在传统美德之上的，美德的本质在于责任，而责任则是一种需要长期付出的枯燥琐碎之义务。传统价值观的美德，都是建立在具体责任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