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街道上，随处可见穿着一身绿的爱尔兰人，到了圣帕特裏克节。
我不禁想，要是他们知道戴绿帽在中国文化裏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气得跳脚。听说在芝加哥，这一天会把河水染成绿色，幸好在波士顿，查尔斯河幸免于难。
到下课时，就更夸张了，游行的人群把道路堵得水洩不通。我在一汪绿色的海洋裏畅游，被挤得七荤八素，跌跌撞撞。只好认了命，退回楼内，找了个琴房练了会儿琴，外头的吵嚷声渐弱，才又下了楼。
我看见了杨千瑞，也被堵在门口，寸步难行。
我过去拍了拍他的肩，指着那些脸上涂满了绿色颜料的人，对他说：“这下你见到真正的怪杰了。”
他腼腆地笑了笑，把手上提着的小提琴盒抱到胸前。
我们静静地等人群散了，一起走出楼外。他最近很少找我了，偶尔我们在学校裏碰上，也说不上两句话，就分开各自上课去。
我想他已经完全跟得上课程，不需要我的辅导了。白眼狼，没事就真不来找我了。
“最近忙什么？”我问他。
“上课，还有排练，乐团要排一首新曲子。”杨千瑞老老实实地回答。
伯克乐按照测验等级，将学生分门别类，分配进各个风格迥异的乐团。但并不强迫出席，总体还是靠自觉。
究其原因，交响乐团不需要钢琴手。就算极少的乐章需要钢琴点缀，供也远远过于求，所以我只挂名，派不上用场，也不热衷于这回事。
但小提琴就不一样了，它是交响乐中绝对最重要的主角，以及最众多的配角。
“怎么样？”我问他。
杨千瑞犹豫片刻说：“有些……不习惯，以前都是一个人。”
我开解道：“挺好的，这样你能认识一些新朋友。”
“好像并不是朋友。”杨千瑞微微摇头。
“什么好像不好像的，你连是不是朋友都分不清吗？”
杨千瑞拿手指比划了下：“你，彦良，我能确定我们是朋友，他们……不太一样。”
“朋友”这词如同一阵晴天霹雳。我完完全全在想，他竟然把我当成和彦良一样的朋友？！那他怎么不找彦良给他补课？！
我压下怒火，平淡地和他说：“别搞种族歧视啊，交点外国朋友吧。”
杨千瑞立马接：“我也没见你有外国朋友啊。”
我冷笑一声，别有所指：“以前多得很，哪个国家的都有，法国、英国、意大利……”
杨千瑞打岔问：“怎么没有美国人？”
……因为我碰上的几个美国人都又大活又差还不愿意做bottom，能这么告诉他吗？
于是我冷声说：“合不来，你先管好自己。”
杨千瑞委屈地笑了笑，我们从岔路分头走。
彦良难得在家，还煮了一大桌子菜。我和他提起时，他说怎么不喊杨千瑞也一起来吃，火上浇油把我气得够呛。他俩什么时候成了会处处想着彼此的关系了？
气不打一处来，脑海中的回忆渐渐清晰，拨开云雾，“我就没见他吃过咱们家的饭，喝过咱们家的水。你说，他是不是怕我们会往裏面下药？”
彦良满不在乎地说：“那也是防你吧，关我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