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敏秀离开了，匆忙、仓促又充满甜蜜和期待。我没有送她。我躲在门后面，从狭小的缝隙裏偷偷看她，一如多年以前那样。她笨重而臃肿的身子，走得很缓慢，宽松庞大的孕妇装罩在她身上，再也看不出当年婀娜窈窕的倩影。王玉桂拉着她的箱子，手臂上挂着一件她的防风外套。她们渐渐淡出我的视野，最后消失，她没有再回头张望什么。我身边也已没有小黄的陪伴。物似人非。
“很不舍吗？”丁建业的声音冷不丁地响在我的耳边，他顺着那个缝隙向外望去。没有虚以委蛇的虚假面具之后，我们的对话可以如此坦诚赤裸，如此无情。
“不关你的事。”我说。
“你不要忘了你说过什么。你现在是别人的老婆，拜托你先学学什么叫做廉耻。”
老婆，这个宣告主权的词，意味着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可能是一辈子，可能是一个孩子的出生，我都是隶属于他的。这婚姻中的绑定关系，是不是所有女人的悲哀？
“我以后不会了。”我说。
以后，也不会有以后了。等她生下那两个孩子，之后就是一段漫长的哺乳期。再之后，他们要学走路要上学要贴身的照顾他们的一言一行，也许我们都不会再见面了。那个离开的背影也许我会用一生来眺望。他永远不必担心会被别人揭发这个变态的不贞的老婆，他永远不必担心我还敢有什么非分的奢望。我这样欢喜又这样庆幸，庆幸她带着满满的幸福远远地离开了这裏。这个不令人快乐的地方，离开这裏就不会有罪孽，不会有邪恶，也不会授人以柄担惊受怕。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所有的艷丽都是虚伪的表象，越是令人艷羡的幸福，越是脆弱得不堪一击。找个世界的本质原本很灰暗。
两天之后，戏班沈寂已久的电话叮铃铃地响起来，在静谧的夜裏，像一声声来自地狱的催命铃，聒噪又不安。我一拿起听筒就听到王玉桂带着哭腔的急切的声音从电话线那端传过来，伴着电流的嘶嘶声。
她喘着粗气，带着惊惧，“建业吗？阿秀有没有回戏班？”
“没有。”我说。
话筒哐当掉落的声音，然后是被胡乱抓起的声音，接着是王玉桂急切的声音，“要是看到阿秀回去了，记得千万要看住她啊！要一直跟着她，千万别让她做傻事。告诉建业，让他到附近去找找，记得一定要看好她啊！”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发生什么事了？”
“你记住找到她，好好地看着她就好了。”她急急挂了电话，听筒裏传来嘟嘟的忙音，吵得我心内一阵烦乱。不是说要去臺南养胎吗？怎么会做傻事？难道是孩子出了问题？她怀着八个多月的身孕呢，又能到哪裏去？我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偏偏王玉桂说话只说三分，剩下的七分在我脑海裏匆匆掠过，乱作一团，根本理不清头绪。
一个人只有在无助的时候才会想起家，但如果连家都想不起来，那她一定是遇到了非常心灰意冷的事。王玉桂千叮万嘱不要让她做傻事，就像在千叮万嘱我她就要做傻事一样。想到此刻她正怀着八个月的身孕孤零零一个人呆在某一个地方，孤苦无依，寒冷无助，我又不在她的身边，我再也坐不住了。
整座医院都陷入黑夜裏，黯淡的白炽灯光静静地笼罩整座医院，间或有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推着盖着白床单的抢救车匆匆跑过，抢救某一个频临死亡的病患。王玉桂坐在大厅裏，流过泪的眼睛红肿无神，不见丁建国或者其他任何一个人。
“到底怎么回事？”我问。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很平静，“我去过他们家，但那裏没有人。”
王玉桂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了，双眼低垂着，苍白的双唇颤抖着，喃喃地说：“这都是冤孽。冤孽啊。”
“她到底怎么了？”我的声音是强压制的冷静。
她哭了起来，“阿秀一直没有告诉建国她怀有双胞胎的消息，说想给他一个惊喜。这个傻孩子，那天我们到达臺南，”她的喉咙一哽，泪水就流成了线，她抽噎了一声，“那天我们到达臺南，没想到，阿秀的姐姐也在，还有一个一岁多的小女孩。”
阿秀的姐姐，那个有着一双勾魂摄魄的桃花眼的女人。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那双眼睛就一直肆无忌惮地停留在丁建国身上。毓敏秀结婚的时候，她被簇拥在那一群伴娘中间似嘲讽似戏谑地微笑。毓敏秀瞬间苍白的脸，似懂非懂的话，所有不好的预感，好像终于都一一应验了。
“那个小女孩，在阿秀面前，吃吃地喊建国爸爸。冤孽啊！”她无力地闭上眼，抹去脸上的泪，“她怀着八个多月的身孕，跌跌撞撞地走到大街上，又碰到游行示威的人群。她被暴动的人群撞到，孩子差点就保不住了。”
我想象着那样一副场景，她被那一声爸爸震惊得完全没有了理智，她被拥挤的人潮挤得分不清东西，她笨重而臃肿的身子被撞得跌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破了的羊水润湿她的碎花孕妇裙子，她无助地跌坐在地上，求救却没人伸出援手，也许还有人踩到她的手。周围的人步履匆匆面容冷漠，高举着正义和自由的牌子却对一个跌倒的孕妇无动于衷，而罪魁祸首早已不知所踪。
我哽咽着，“她们，都还好吗？”
“已经八个多月了，送来医院还算及时，只是有点虚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