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初夏。
我站在操场上，凝视着脚下的塑胶地面，烈日当空，警笛长鸣，不可名状的悲哀，让我架在脖子上的脑袋变得沈重如铁。
老实讲，那年夏天八岁的我对“灾难”的意义理解并不清晰，甚至生死在我看来也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我仍旧感到悲哀，我为顾柏川落泪——因为从那往后他失去了母亲。
女校长身着黑衣，立于主席臺上，要求所有学生低下头去。
顾柏川没有，他是整个绿皮操场上，唯一扬起脑袋的学生。
我趁此机会偷偷瞥向他上扬的侧脸，在那个男生都以不修边幅为“酷”的年龄，他已经学会将自己收拾得干凈利索，鬓角的碎发修剪整齐，露出一条漂亮的下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