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柏川回来的时候，我抱着狗，已经彻底在他床上睡熟了。
“黎海生。”他咬牙切齿喊我的名字，惊得我和九九同一时间睁开眼转头看他。
“你回来了？”我揉了揉眼睛。
顾柏川将九九抱下去，翻身上床，指着他深蓝色床单上一根根白毛黑毛道：“九九不能上我的床，你看看这弄的都是狗毛……还有，你不是跟班主任请假说你生病了吗？为什么跑来我家？”
我坐在床头，看他在我旁边跟床单上的狗毛较劲，一只修长骨感的手撑在床单上，忽然心思就飘远了。
直到顾柏川又喊我的名字，问我到底怎么回事。
我才幽幽转过头来，对着他露出笑脸，告诉他，我没有生病，就是单纯不想上学。
到头来我也没跟顾柏川说，我看到了陈敏放在茶几上的离婚协议书。我只是坐在他的床上同他笑，就在夕阳余晖中，我恍惚间好似明白当年许芸阿姨去世，顾柏川为什么开始有了自己的秘密心事。
我开始整天整天躺在床上，看着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老槐树的影子长了又短、短了又长，乌鸦成片徘徊于大院上空，羽毛或大或小落在松树枝上、紫藤花上、绿草地上。
这些都会让我想到陈敏同志和她可怜可悲的婚姻，我不免反思那个名为“爱情”的东西，曾经我以为那是要死要活的、要海誓山盟、要持续一生的事情，而如今看来，费洛蒙脱离了春季肥沃土地的滋养，很快就会在冬天死亡——即便人类是一种高级动物，每个人有属于自己的四季，可没人能逃脱自然规律，曾经盛放的，终究会变成枯萎的。
我们会相爱，会分离，会变成满地的乌鸦羽毛，然后睡在棺材裏。
接下来的一年裏，我终日惶惶不安，好似那被推上断头臺的路易十六世：我的牺牲是无辜的，但我仍决定宽恕陈敏和黎正思同志，我希望我的血会对他们错误的婚姻有益。*
我的整个2013年过得浑浑噩噩，我将全部的精力发洩在篮球场上，我跟随韩奈和牛佰万反覆出入臺球厅，闻惯了烟味，尝过了啤酒，甚至学会了八号球的打法，偶尔被他们拉去和陌生的成年人打球，听他们在旁边说什么几赔几之类的东西。
我眼见着那城中村裏的游戏厅一点一点装修起来，又见它在门外挂起灯泡串联的彩色灯牌。
我整夜整夜睡不着，趴在窗户外面看北京城的凌晨，看它月亮升起又落下，听它机车嗡嗡奔驰来又奔驰走，听那骑着三蹦子的女人扯着嗓子骂遍整条街，直到远处泛起鱼肚白，早点铺子再次升起炊烟，高楼大厦的轮廓逐渐显现于云端。
我比从前更像是陈敏嘴裏说的那个“坏孩子”了，可她却安静下来，她学会了跟黎正思一样保持沈默。也许是看不惯我，又也许是看不惯黎正思，她也开始整夜不回家，我从前并不知道，原来她也有那么多饭局和娱乐，她有那么多朋友，也有那么多想去的地方。
当她努力想要做一位母亲，她的生活就是我；当她决定跟黎正思一样，她的生活才是世界。
我由衷为她开心，真的。
我在14岁的时候，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人理所应当为另一个人付出一生，朋友是这样，父母是这样，爱人是这样。
人类是一种高级且孤独的动物。
我分了太多精力给娱乐和篮球，于是，我和顾柏川之间的交往淡薄起来，我姑且认为这也是一个好现象——因为一直以来有一个秘密藏在我的心臟裏，它是一条骯臟的寄生虫，汲取我生命中的养分和我一起长大，而当我的春天到来，这条虫子也跃跃欲试地躁动着，我知道，我就快要藏不住它了。
六月，临近期末考试，我的班主任再次将我叫到办公室裏。
时间没能在周允身上留下什么痕迹，这一年多裏，她反反覆覆在找我谈话，每次都是细声细气，无论我又犯了什么浑，她都极少跟我生气。
我知道这次她又为什么来找我，因为我在最近一次生物考试上睡着了，后**脆连答题卡也没有涂，直接交了一张写了名字的卡片。生物老师是个退休返聘的老头，气得整张脸涨红，在讲臺上直跺脚，指着我的鼻子骂，说我这样不学无术，以后连高中都考不上，只能是社会最底层的打工仔。
我仰着脸跟他说，劳动人民最光荣，没有我们最底层的打工仔，你上哪住你的高层公寓？
班裏头的学生都在哄笑——这个年龄的学生最喜欢看老师出丑，不管是重点班还是普通班都一样。
我用余光瞥见顾柏川坐在最后面一排靠窗的位置，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但他没有笑，在一众欢乐的笑脸中，他显得如此突兀。
他又让我想到了顾严，他们父子俩真是越长越像。
“……黎海生，我在叫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