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地球上的其他地方也并不罕见——比如在东罗马帝国，禁卫军原本作为皇权的延伸存在，却逐渐演变为可以裁定皇位归属的力量。禁卫军的政变，会直接决定王朝的更替。而类似的禁卫军继承法，在唐朝也发生过许多次。
权力的正当性不再来自继承、法律或传统，而只取决于是否能够有效地控制暴力。
在这样的泥潭中，发动一次政变的收益变得异常清晰而直接。而权位、财货、封赏，都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兑现，而成功的案例会迅速传播，成为后来者的模板，然后又有更后来，更更后来的人。
每一次成功都在证明，这条路径不仅可行，而且高效。就像警方往往不会公布罪案的细节，因为一条路径被打通之后很容易就会出现模仿犯。
在一次次政变中，政变本身的成本都被稀释了。因为风险可以通过投靠、转移与重组来分散——毕竟，失败了才是政变。成功了那就是革故鼎新，是革命啊！
——这就是悲哀的圆圈。
当暴力成为最直接、最可靠的获利手段时，所有人都会被迫进入一种短期博弈的轨道。在这种轨道上，遵守规则反而变成一种风险，因为规则随时可能被他人打破，而自己却为此承担代价。
于是，所谓“为所欲为”并不是任性的表现，反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因为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守规矩，那吃亏的肯定是“你”。
就像两架战斗机咬住对方的6点开始不断转圈，双方都打着螺旋不断掉高度，直到两方都无法维持正常飞行。
这是个双输的过程。
因为当暴力成为常态，信任便开始迅速流失。
任何稳定的社会都依赖某种程度的“预期”——即人们相信他人会在一定范围内遵守规则。
然而，在一个可以随意背叛的环境中，这种预期根本就无法建立。将领之间无法建立长期联盟，士兵对上级缺乏持久忠诚，统治者也必须时刻提防身边的匕首。
于是，合作的成本急剧上升，甚至高于对抗的成本。理性的行为不再是“共同建设”，而是“提前防御”甚至“先发制人”。
信任的崩塌直接影响资源的流向。因为在稳定的秩序中，资源可以被投入到长期项目之中，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制度完善与军事训练。这些投入的回报虽然缓慢，却能不断增强整体实力——
然而，在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环境里，任何长期投资都可能在一夜之间被他人夺走。每个人只能管眼前的事，因为换了人就会被立刻推翻决策。
这种时候，理性决策本身就不可能进行，每个人都必须把资源投入到收买部下、维持私兵、监控潜在敌人、准备下一次冲突。
财政结构因此发生扭曲，生产性投入被挤压，掠夺性支出不断扩大。军队的性质也随之改变，它们越来越擅长内部斗争，却逐渐失去对外作战的能力。于是，一个看似武力充沛的社会，实际上在整体层面变得愈发脆弱——
这，就是奥玛帝国灭亡的源头。
趁他们内乱的时候夺取一切，是非常简单的事。
“那么...大厨，我想朝廷愿意留下我，也是从我身上看到了这种可能——朝廷，不希望让练气士变成奥玛帝国那样子。而你现在所做的事，就与他们没什么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