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四回
姚右相改科举遗制
纪给事进诤谏直言
话说自新政施行以来，虽有圣意总领，又有姚相等人管辖，但朝中仍旧有不少人对此不满，道是国祚百年余，尽袭高祖之法，不可妄动；就连一向疼爱皇帝的太后也不喜他如此，以为任性，然毕竟还政与他，不便再干政。这诸般种种，教仁宗颇觉掣肘，有意擢拔新士，襄助新政，遂起了改科举之意。
姚安甫受了圣人旨意，集召诸相及几位近臣商议此事。他稳居首席，道：“隋唐开科举、设进士科，士人英才，多有职分，然某犹慊然1。何也？以其诗赋取士而无益于社稷也。诗赋乃吟咏情性之辞，官仕为经纬邦国之略；学问经济，原是两道，其倒置本末，实可笑矣。今圣人有意变贡举之制，某以为应以去诗赋、增经义、考策对为要，且时务问以新政诸题，以遴选明政通理、有志革新之士。”
此言一出，诸人皆议论纷纷。门下侍郎汪曜出言道：“姚相，这恐怕不妥：朝官疆吏事于上，焉可有不通辞令、口不能吟者乎？诗文一途，亦是士人所务，庶人爱诗亦蔚然成风；且文为心声，尤能见其人气质，文辞鄙俚则人庸猥，诗赋清旷则人雅澹，故考其诗亦是见其人也。”姚安甫不以为然，道：“汪侍郎此言差矣。‘文’为何意？纹也，雕饰也。潘安仁作《闲居赋》，何等高情雅趣，却是个谄事贾谧、望尘下拜的逐利小人2；宋之问‘不敢恨长沙’3之句，乍读莫不生怜悯之情，然其因诗杀甥、卖友求荣，实乃恶贯满盈，如何敢自比贾长沙4？若科举选得这般人来，汪侍郎可担得起责任么？”他驳得不留情面，教汪侍郎十分无措，一时众人都畏不敢前；聂侍郎坐在一侧，暗暗攒起眉头，捻起胡须，望向姚氏，终究甚么也没讲。